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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3 00:16   下载次数: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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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封面
书    名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作    者
[德]马克斯·韦伯 著,阎克文 译
译    者
 
页    数
 
ISBN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2-09-01
字    数
 
标    签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全新中译本在原著问世105周年之际出版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代表了“韦伯命题”旺盛的生命力和有效的解释力至今对中国学人仍有启发,更加令我们重新思考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难怪有学者指出,进入现代化进程就意味着要不停地与韦伯打交道,尽管当代学界有现代、后现代等诸种社会理论的讨论,但是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亲和性的分析至今仍是最有魅力和挑战性的论题。而这种历史分析和精神、心理分析的路径也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唯物与唯心的简单二分。
中译者说明 英译者序 塔尔科特·帕森斯 新版序言 塔尔科特·帕森斯 前言 R.H.托尼 导言 安东尼·吉登斯 导读 兰德尔·科林斯 导论 斯蒂芬·卡尔贝格 《新教伦理——由来、根据和背景》绪论京特?罗特 宗教社会学序言 第一部分 问题 第一章 宗教归属与社会分层 第二章 资本主义精神 第三章 路德的“天职”观

中译者说明
英译者序 塔尔科特·帕森斯
新版序言 塔尔科特·帕森斯
前言 R.H.托尼
导言 安东尼·吉登斯
导读 兰德尔·科林斯
导论 斯蒂芬·卡尔贝格
《新教伦理——由来、根据和背景》绪论京特?罗特
宗教社会学序言
第一部分 问题
第一章 宗教归属与社会分层
第二章 资本主义精神
第三章 路德的“天职”观

第二部分 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用伦理观
第四章 入世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A. 加尔文宗
B. 虔信派
C. 循道宗
D. 浸礼宗诸教派
第五章 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注释
索引
附录
一、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
二、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反批评结束语 马克斯?韦伯

  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1]   马克斯·韦伯作为一项原则的“政教分离”,在美国已经存在多时了。这种分离贯彻得非常严格,那里甚至没有官方的教派统计,因为国家要去询问公民属于什么教派,可能会被视为违法。我们这里不打算讨论宗教组织与国家关系的这个原则有什么实际的重要意义[2]。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一事实:就在仅仅25年前,美国的“无教派人士”据估计只占6%,[3]尽管这里并不存在当时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某些有特权的教会给予教派的所有那些非常实际的奖赏,尽管有大批的移民涌入美国。   另外,应当看到,美国的教派所承受的财政负担之重——特别对于穷人来说——是德国的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那些公之于众的家庭预算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我也亲自了解了伊利湖畔一个城市的教徒的负担情况,那里的居民几乎全是从德国移民过来的伐木工。他们出于宗教意图的正常捐款一年差不多会达到80美元,而他们能够得到的年收入则约为1000美元。人人都知道,哪怕这是财政负担的很小一部分,在德国也会导致大批教徒退教。而且,除此之外,在15或20年前,就是说,在美国开始欧洲化过程之前,凡是到访过这个国家的人都会看到,所有那些尚未涌进欧洲移民的地区,全都弥漫着强烈的教会意识[4]。每一种旧时的旅行手册都会表明,和最近几十年相比,从前美国的教会意识都是得到公认的,而且远为强烈。我们这里特别关心的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侧面。   仅仅在一代人之前,商人们一到这里安家落户并开始新的社会交往,他们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你属于哪个教派?”问题会问得很谦和,而且看上去像是顺便一问,不过显而易见那绝不是偶然问问的。即使在纽约的姊妹城布鲁克林,这种悠久的传统也一直保持着,在那些不大受移民影响的共同体中则会强烈得多。这个问题会使人想起典型的苏格兰套餐会上的问题,要是25年前的星期日,在这样的场合,一个欧洲大陆人几乎总是会碰到一位夫人向他提问的局面:“今天您做礼拜了吗?”或者,假如这个欧洲大陆人作为熟客碰巧坐在了上首,侍者在上汤时就会要求他:“先生,祈祷吧,请。”一个美好的星期天,我在(凯斯岛的)波特利(Portree)就遇上了这个典型的问题,而且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这样更合适的回答:“我是浸礼会教徒,但在波特利没有找到我们教派的教堂。”夫人们对这个回答感到很高兴并且表示满意:“噢,除了他自己教派的礼拜,他不做其他礼拜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如果更加贴近地观察一下美国的情况,人们就会很容易看到,社交与商业活动几乎总要涉及宗教的教派归属问题,它决定着能否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然而,一如上述,美国的政府却从不提这样的问题。为什么?

  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1]
  马克斯·韦伯作为一项原则的“政教分离”,在美国已经存在多时了。这种分离贯彻得非常严格,那里甚至没有官方的教派统计,因为国家要去询问公民属于什么教派,可能会被视为违法。我们这里不打算讨论宗教组织与国家关系的这个原则有什么实际的重要意义[2]。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一事实:就在仅仅25年前,美国的“无教派人士”据估计只占6%,[3]尽管这里并不存在当时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某些有特权的教会给予教派的所有那些非常实际的奖赏,尽管有大批的移民涌入美国。
  另外,应当看到,美国的教派所承受的财政负担之重——特别对于穷人来说——是德国的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那些公之于众的家庭预算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我也亲自了解了伊利湖畔一个城市的教徒的负担情况,那里的居民几乎全是从德国移民过来的伐木工。他们出于宗教意图的正常捐款一年差不多会达到80美元,而他们能够得到的年收入则约为1000美元。人人都知道,哪怕这是财政负担的很小一部分,在德国也会导致大批教徒退教。而且,除此之外,在15或20年前,就是说,在美国开始欧洲化过程之前,凡是到访过这个国家的人都会看到,所有那些尚未涌进欧洲移民的地区,全都弥漫着强烈的教会意识[4]。每一种旧时的旅行手册都会表明,和最近几十年相比,从前美国的教会意识都是得到公认的,而且远为强烈。我们这里特别关心的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侧面。
  仅仅在一代人之前,商人们一到这里安家落户并开始新的社会交往,他们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你属于哪个教派?”问题会问得很谦和,而且看上去像是顺便一问,不过显而易见那绝不是偶然问问的。即使在纽约的姊妹城布鲁克林,这种悠久的传统也一直保持着,在那些不大受移民影响的共同体中则会强烈得多。这个问题会使人想起典型的苏格兰套餐会上的问题,要是25年前的星期日,在这样的场合,一个欧洲大陆人几乎总是会碰到一位夫人向他提问的局面:“今天您做礼拜了吗?”或者,假如这个欧洲大陆人作为熟客碰巧坐在了上首,侍者在上汤时就会要求他:“先生,祈祷吧,请。”一个美好的星期天,我在(凯斯岛的)波特利(Portree)就遇上了这个典型的问题,而且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这样更合适的回答:“我是浸礼会教徒,但在波特利没有找到我们教派的教堂。”夫人们对这个回答感到很高兴并且表示满意:“噢,除了他自己教派的礼拜,他不做其他礼拜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如果更加贴近地观察一下美国的情况,人们就会很容易看到,社交与商业活动几乎总要涉及宗教的教派归属问题,它决定着能否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然而,一如上述,美国的政府却从不提这样的问题。为什么?
  首先,(1904年的)一些亲眼观察可以用来做出说明。笔者曾经乘火车在当时还是印第安人的领地上做过一次长途旅行,邻座的是一位“殡仪金属件”(墓碑用铁字)行销商,他很不经意地谈到了教会意识,其强烈程度至今令人难忘。这位商人说,“先生,不管是谁,相不相信我都由他去好了,但是如果我看到一个农夫或者一个商人不属于任何教派,我连一半也信不过他。如果他什么都不信,他会给我付账吗?”这里表明的还是一个有点模糊的动机。
  如果听听一位德国出生的鼻喉科专家的故事,事情就会变得更清楚一点。他定居在俄亥俄河畔的一个大城市里,他对我谈到了接诊第一位患者时的情形。按照这位医生的要求,患者躺在床上接受[用]鼻腔反射镜进行的检查。患者立刻坐了起来,并且很郑重地强调说:“先生,我是浸礼会教徒,教会就在外面大街上。”由于弄不明白这件事情对于鼻子的病症和治疗具有什么意义,这位医生便小心翼翼地请教了他的美国同行。同行笑着告诉他,病人声明自己的教派成员身份只有一个意思:“不用担心酬金问题。”但是为什么它会确切表达这个意思呢?第三件事情大概就能使人看得更清楚。
  在10月初一个明媚的星期天下午,我参加了浸礼派会众的一个洗礼仪式。陪同我出席的是我的几位亲戚,他们是北卡罗来纳M.[县城]几英里以外穷乡僻壤的农民。仪式在一个水塘边举行,一条从遥遥可见的蓝岭山上顺势而下的小河注满了那个水塘。水很冷,夜里还会结冰。许多农民举家来到这里,全都围立在山坡上,他们都是坐着两轮轻便马车来的,有的来自很远的地方,有的则是邻居。
  身着黑袍的传道士站在齐腰深的水塘中。做好了各项准备之后,10名盛装的男女鱼贯涉入了水塘。他们宣明了自己的信仰,然后整个浸入了水中——女性则是在传道士的怀抱中入水的。他们上来了,衣服透湿,浑身发抖,走出水塘之后,每个人都向他们致了“贺辞”。他们接着裹上了厚厚的毯子,然后便往家赶。我的一个亲戚评论说,“信仰”可以永远制止喷嚏。站在我旁边的另一个亲戚已经按照德国的传统被革出了教门,他小心地露出了轻蔑的恶意。他对受洗者之一说道,“嗨!比尔,水还不算太冷吧?”这时他得到了真诚的回答:“杰夫,我想的是到了某个热烘烘的地方(见鬼!),我没觉着水冷。”其中一个年轻人入水的时候,我的亲戚惊得跳了起来。
  “你看,”他说,“我告诉你他会的!”
  仪式之后我问他,“为什么你认为那个人会受洗?”答曰,“因为他想在M.开银行。”
  “这附近都是浸礼派教徒,他能开得下去吗?”
  “根本不可能,不过,受洗之后他就会得到整个地区的庇护,而且能够竞争得过任何人。”
  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和“靠什么手段”,于是引出了如下结论:只有经过最循规蹈矩的“见习”,并且对于一直追溯到早年的行为进行了最为严格的调查之后(有无违反法纪的行为?是不是经常泡酒馆?跳不跳舞?看不看戏?打不打牌?是不是很早就借债?有没有其他轻薄行为?),才能得到当地浸礼派会众的接纳。这些会众仍在严格坚持着宗教传统。
  得到会众的接纳等于是公认一个绅士的道德品质——特别是商业事务所要求的那些品质——有着绝对保证。受了洗礼就可以保证那个人得到整个地区的储蓄,以及没人可以匹敌的无限信任。他是一个“成功的人”。深入的观察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些——或至少是非常近似的——现象反复出现在绝大多数不同的地区。一般来说,唯有属于或循道宗、或浸礼会、或其他各个教派以及教派式秘密宗教集会的人,才有可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一个教派成员迁徙他乡,或者假如他是个行销商,他会带上会众为他开具的证明,从而不仅能使他很容易地和教派成员建立联系,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能使他到处都受人信任。如果他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而陷入了经济困境,教派就会帮着料理他的事务,为他在债权人那里提供担保,并且常常根据“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路加福音》,六:35)的圣经原则给予他一切帮助。
  债权人能够指望的是,那个债务人所属的教派会顾及自身的声誉,不可能为了一个教派成员的利益而让债权人蒙受损失。然而,这对于那个人的命运还不是决定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一事实:一个享有崇高声誉的教派仅仅接纳这样的成员——他的“为人”使他看来能够无可怀疑地从道德上证明合格。
  关键就在这里:成为教派成员意味着证明了个人在道德上——特别是商业道德——的合格性。这一点和一个“教会”中的成员身份形成了对照,一个人入了教会就是有了“出身”,而教会则是让恩宠普照的,对好人歹人都一视同仁。实际上,一个教会就是一个法人团体,它把恩宠加以条理化并支配着恩宠的宗教授予权,好像这是一种天赋的职能。大体上说,教会中的派别是强制性的,因而根本不去证明教徒品质的优劣。但是,一个教派却是那些根据原则能在宗教上和道德上证明合格的人们自愿组成的联合体。虽然一个人会发现他的成员身份是通过宗教见习才得到自愿接纳的,但他仍是自愿加入教派的。
  当然,这里有一个确凿的事实:恰恰是在美国,这种选择往往会受到非常有力的抵消,因为教派之间的竞争常常导致灵魂的改宗,而这种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深受传道士的物质利益决定的。因此,竞争的教派中间常常存在一些限制改宗的协议。例如,某人离了婚,但是按照宗教观点来看,他的离婚理由极不充分,为了阻止他轻易地再婚,就会形成这样的协议。能够为再婚提供便利的宗教组织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据说,某些浸礼派共同体在这方面有时就很宽松,而(密苏里的)天主教以及路德教教会则因为实行严格的限制而得到了赞誉。不过,据说这种限制却导致了这两个教会的减员。
  由于道德过失被革出教派,就意味着在经济上丧失了信誉,而且在社会上也将难以立足。
  几个月的大量观察证实,尽管(在1904年时)教会意识仍然相当重要,但是正在迅速衰微,而刚刚提到的这一特别重要的特性却明显更为牢固。在一些大都市,若干场合的人们都自发地告诉我,一个房地产开发商通常都会先行建造一座教堂,往往是极为朴素的教堂;然后到各种神学院物色并雇用一个候选人,付给他500—600美元,给他提供一个极令人满意的谋生位置,条件是他能够招集来会众,从而鼓动人们把建起的房子“住满”。人们指给我看了一些破败的教堂模样的建筑,说那是失败的标志。不过据说绝大多数传教士都获得了成功。对于新来的居民而言,睦邻关系、主日学校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但至关重要的是周围的邻居应当“在道德上”值得信赖。
  此外,教派之间还在会众的晚茶会上进行着激烈竞争,尽力满足会众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上流社会的教派成员则是借助音乐演出进行竞争。(一个波士顿三位一体教派的男高音,据说只在做礼拜时演唱,那时的收入是8000美元。)尽管竞争如此激烈,但是教派之间仍然保持着非常良好的相互关系。比如说,在我参加过的一次循道宗礼拜活动中,前述浸礼会的洗礼仪式就被用作对每个人进行启示的场景。大体上说,会众完全拒绝听讲“教义”说教并完全无视教派差别。只有“道德观”可以登堂入室。我曾听过一些对中产阶级做的布道,宣讲的内容都是那种可敬而牢固——当然也是极为亲切而庄重——的典型的资产阶级道德观。但是这些布道显然都是出于内在的信念;传道士往往也为之感动。
  如今,[一个人所属]教派的性质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他是不是共济会[5]、基督教科学派、基督复临派、贵格会等等的成员,这都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从德行角度经过审查和一种道德见习之后能够经由“投票”被接纳为成员,在新教的入世禁欲主义、因而也是在古代清教传统看来,这才是弥足珍贵的东西。因此,人们这才看到了同样的结果。
  更切近的观察可以使人看到,独特的“世俗化”过程正在稳步推进,一切源于宗教观念的现象在现时代全都汇入了这一过程。不光是宗教联合体——因此还有各个教派——对美国人的生活产生了这种作用。毋宁说,各个教派发挥的这种影响衰落得相当缓慢。稍加留心(即使在15年前)就能看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美国的中产阶级(除了非常现代的都市地区和移民中心以外)有那么多人都在纽扣孔上别着一个小徽章(各种颜色的都有),很容易使人想起法国荣誉军团的玫瑰形纹章。
  如果去打听一下这是什么意思,人们通常都会提到一个联合体的名字,有时还是一个具有冒险意味的古怪名字。显然,它的意义和目的就在于表明,联合体除了提供各种大量的帮助以外,它几乎始终发挥着安全保障的作用。但是,这种联合体——特别是在极少受到现代裂变影响的那些地区——大都给它的成员提供了从每个有能力的同胞那里要求得到兄弟般援助的(道德)权利。如果他碰上了并非咎由自取的经济困境,他就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已经在若干场合注意到,这种要求一再遵循的正是“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的原则,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普遍极低的利率。不言而喻,互助会的成员无不乐于享受这种权利。此外,在这种情况下至关重要的是,通过调查并对道德品质做出判定之后,还可以经由投票重获成员身份。因此,纽扣孔上的徽章也就意味着,“我通过了调查和见习,我的成员身份足可以证明我是一个绅士。”而且,这还意味着已被证明值得信赖,这在商业活动中乃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可以看到,商业机会往往会受到这种正当化的决定性影响。
  所有这些似乎正在迅速瓦解——至少是宗教组织正在迅速瓦解——的现象,基本上仅限于中产阶级的范围。某些有教养的美国人常常简单地拒绝考虑这些事实,而且有些恼怒地把它们蔑称为“胡扯”或者落后,要么就干脆否认;威廉?詹姆斯肯定地对我说,他们许多人实际上根本就不理解这些事实。然而,这些遗风仍然在许多领域荡漾,不过有时显得有些怪异罢了。
特别是,这些联合体是使社会成员向上进入积极创业的中产阶级行列的典型媒介。它们有助于在中产阶级(包括农场主)的各个阶层,扩散和保持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商业精神气质。
  众所周知,为数不少的(完全可以说大多数老一代)美国的“创业者”、“工业巨头”、千万富翁和托拉斯大王都是各个教派,特别是浸礼会的正式成员。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人往往只是出于传统的原因而成为教派成员的,正如在德国一样,只是为了在私人与社会生活中取得正当性,而不是为了取得作为商人的正当性。在清教徒时代,像这样的“经济超人”并不需要这样一种支柱,当然,他们的“宗教虔诚”的真实性往往也很令人生疑。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随着并且由于中产阶级才向上走的各个阶层,乃是特定宗教信仰取向的载体,的确,人们肯定会提防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认为他们只是机会主义地随波逐流[6]。然而,人们也不会看不到,如果这些条理化生活方式的品质——它们正是通过这些宗教共同体而保持下来的——和原则没有得到普及,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即使在美国也不可能。世间任何经济区域的历史上,[除了]那些完全僵化的封建制或家产制,没有一个新纪元会没有皮尔庞特?摩根(Pierpont Morgan)、洛克菲勒(Rookefeller)、杰伊?古尔德(Jay Gould)一类的资本主义人物。惟一发生了变化的是他们用来获取财富的技术手段。(当然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站在“善恶之彼岸”。然而,无论人们对于他们在经济变革的其他方面的重要作用给予多高的评价,但在决定一个既定时代和既定区域,应当由什么样的经济心态起支配作用这方面,他们从来就不是关键因素。至关重要的是,他们既不是独特的西方资产阶级心态的开先河者,也没有成为它的载体。
  美国的各教派以及众多类似的排他性联合体和俱乐部,都是根据投票结果吸收成员的,关于它们的政治与社会重要性,这里不是进行详细讨论的地方。一个典型的上一代美国人,他的整个一生都是在一系列这样的排他性俱乐部中度过的,开始是学校里的男生俱乐部,接下来或是体育俱乐部,或是希腊字母会,或是其他某种性质的学生俱乐部,然后进入众多著名的实业家和资产阶级俱乐部之一,最终是都市富豪俱乐部。获准进入就等于拿到了上升的入场券,特别是得到了展示自我感的证明书;获准进入就意味着“证明了”自我。一个大学生如果没有被接纳进入任何俱乐部(或者准社团),通常就会沦为弃儿(我注意到了一些由于未被接纳而自杀的情况)。一个商人、职员、技师或者医生,如果从业能力受到怀疑,一般来说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如今,众多这样的俱乐部都表现出了走向贵族性身份群体的趋势,这成了当代美国的发展特性。这些身份群体并驾齐驱,而且应当充分注意到,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和那些赤裸裸的富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美国,只靠“金钱”本身也能买来权力,但却没有社会荣誉。当然,这是一种获得社会声望的手段,在德国和其他地方同样如此;不过在德国,获得社会荣誉的恰当途径是购买封地,乃至创下一份限嗣继承遗产,进而为子孙后代被接纳进入贵族“社会”提供便利。在美国,从传统上就更加看重靠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人,而不是继承人,获得社会荣誉的途径就在于晋身一个上流社会的同好团体,这需要上一个名牌大学,从前则是加入一个著名教派(比如长老会,在纽约的长老会教堂里就可以看到座位上放着软靠垫和扇子)。在今天,加入一个著名俱乐部乃是必由之路。另外,住宅也很重要(任何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几乎都不缺少“露宿街头”的现象),还有礼服和消遣。只是在最近,清教徒前辈移民、波卡洪塔斯或者其他印第安女士等人物的血统才变得重要起来。这个问题此处不宜详论。已经有大量五花八门的翻译作品再现了富豪们的家族史。所有这些现象——往往非常怪诞——都发生在美国“社会”欧洲化的广阔天地中。
  一直以来,特殊的美国式民主并没有产生出一个由无数个体组成的不定型沙丘,而是产生了一个由严格排他而又自愿的联合体组成的热热闹闹的综合体,这恰恰是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不远的时间以前,这些联合体还并不赏识由出身和继承的财产,以及官职和教育文凭所带来的声望,至少他们把这些东西看得很轻,这在世界其他地方还是极为罕见的。然而,尽管如此,这些联合体也远不是张开双臂一视同仁地接纳任何人。实际上,就在15年前,一个美国农场主还不会带领客人从一个正在田间犁地(出生在美国!)的农业工人旁边走过,除非他给双方做了正式介绍并且客人与工人“握了手”。
  以前,在一个典型的美国俱乐部里,谁也不会想起——比如说——两个一起打台球的成员是老板和职员的关系。这里绝对奉行的是绅士间的平等。[7]当然,一个美国工人的妻子在随同这位工会会员出席午餐时,也完全会进行自我调适,会仿照资产阶级女士的样子着装和交际,尽管有点朴素且比较笨拙。
  一个人要想在这种民主制度下获得充分的认可,无论他处于何种地位,都要遵行资产阶级社会的惯例,非常严谨的上流社会也不例外,不仅如此,作为一项规则,他还必须能够表明他已经成功地获得了某个教派、俱乐部或者互助会的投票接纳,不管那是什么团体,只要它被公认为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即可。而且,他在社会上必须始终能够证明自己是个绅士。相应地,在德国被看重的则是为了“交易资格”与“通婚资格”而加入Couluer[8]和获得预备役军官的任命,以及有资格接受决斗挑战所具有的重大身份意义。同样的事情,但方向和实际结果却大相径庭。
  如果一个人没能入围,那就不是绅士;如果不屑于这样做——这在德国人当中很常见[9]——那就只好去艰苦挣扎,特别是在商业活动中。
  不过,前面已经提到,这里不去分析这些正在经历着深刻变化的环境的社会意义。我们首要关心的是这一事实:通过投票吸纳成员的非宗教俱乐部和会社,它们在现代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乃是一个世俗化过程的产物。它们的地位源出于这些自愿联合体的原型——教派——远更排他的重要性。实际上,它们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地道的美国人的祖国——北大西洋沿岸诸州——的各个教派。我们首先应当记得,美国民主制度下的普遍平等的公民权(白人的公民权!因为黑人以及所有混血人种甚至到现在也还没有事实上的公民权)以及“政教分离”,都是很晚近的时候——实际上是从19世纪开始——才获得的成就。我们还应当记得,在殖民时期的新英格兰中心地区,尤其是在马萨诸塞,要想成为那个州的正式公民,(除了某些其他前提以外)先决条件是在教派会众那里获得正式的公民身份。这实际上是宗教教徒在决定着准不准许获得政治公民的身份。[10]
  做出这样的决定要看一个人是否通过品行——就这个词的最广义的用法而言——证明了自己的宗教资格,所有的清教教派都是如此。直到独立战争之前不久,从任何次要方面来说,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都不是这个州的主宰。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不过,形式上他们不是惟一正式的政治公民。他们是凭着不公正划分的广大选区才成为政治主宰的。
  获准充分享有教派会众的各项权利,特别是领受圣餐的特权,对于培育各教派的禁欲主义职业道德有着极大的社会意义,而这种职业道德正是现代资本主义发端时期所需要的。事实可以证明,若干世纪以来,禁欲主义教派的宗教虔诚在所有的地方——包括欧洲——都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前述我在美国的亲身经历就表明了这一点。
  如果集中了解一下这些新教教派的宗教背景,[11]就会发现他们的书面文献、特别是整个17世纪的贵格会和浸礼派文献都在津津乐道于这样的事实:有罪的“尘世之子”在生意上相互猜疑,但他们信任虔信者在宗教上坚定不移的正直。[12]
  因此,他们只给虔信者提供信用贷款,只到虔信者那里存钱,而且只到虔信者的商店购物,因为在那里,且只有在那里,他们才会得到诚实而固定的价格。众所周知,浸礼派始终都在声称是他们首先要求把这种价格政策上升为一种原则的。除了浸礼派以外,贵格会也提出了这种要求,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使我注意到了下面这段引文,可以作为说明:这不光与国家的法律有关,这些早期的成员都把自己的诺言和约定视为神圣。可以说,他们在生意场上也是如此。他们最初形成一个社会时,作为商人他们蒙受了损失,因为其他人不喜欢他们的独特做法,不去光顾他们的商店。然而时间不长,人们就对着他们大喊大叫,抗议他们操纵了国家的贸易。提出这种抗议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不满他们绝对免除了与他人的一切商业协议,因为他们从不为他们出售的商品定出两种价格。[13]众神喜欢亏本销售或者行为善良的人,他们会保佑这样的人发财,这种观念在世界各地确实屡见不鲜。但是,新教各教派却是自觉地把这种观念与宗教行为的性质联系了起来,他们遵循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个原则:“诚实乃是最上策。”这种联系在新教各教派当中都能看得到,虽然不是他们所独有,但仅仅在他们当中才能看到那种特有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全部典型的资产阶级伦理观一开始就是所有禁欲主义教派和秘密宗教集会所共有的,这与直到很晚近的时候美国各教派所践行的道德观完全一致。例如,循道宗就认为,应当禁止(1) 发生买卖口角(讨价还价)
  (2) 经营未付关税的商品
  (3) 以高于国家法律所允许的利率收取利息
  (4) “聚敛尘世的财宝”(意指将投资资本转为“有固定利息的财富”)
  (5) 借钱而又不能保证有能力偿还债务
  (6) 一切奢侈品这种伦理观已经详细讨论过了[14],但是,能够追溯为各禁欲主义教派早期起源的,不光是这种伦理观。尤其是,包括在那些起源中的,还有社会的奖赏、纪律手段以及影响到所有分支的清教宗派主义的组织基础。当代美国遗存的都是一种宗教生活规范的派生物,而这些规范曾经以令人难忘的效率发挥过作用。我们不妨作一下简要考察,以澄清这些教派的特性以及它们的运作方式和取向。在清教内部,“信徒的教会”原则最早显然是在1523—1524年间苏黎世的浸礼派信徒中产生的[15]。这项原则限定会众只接纳“真正的”基督徒。因此,它意味着一种由真正圣洁、与世无争的人们自愿组成的联合体。托马斯?闵采尔反对为婴儿洗礼;但是他没有迈出下一步,即要求成人像婴儿时那样重新受洗(再洗礼)。托马斯?闵采尔去世后,苏黎世的浸礼派信徒于1525年实行了成人洗礼(大概也包括再洗礼)。四处飘游的熟练工匠是浸礼派运动的主要载体。每次遭到镇压之后他们都会把它携往新的地区。这里不再详论老浸礼派、门诺教派、浸礼会、贵格会那种自发的入世禁欲主义具体表现形式,也不再描述每个禁欲主义教派——包括加尔文宗[16]和循道宗——是怎样一再被迫殊途同归的。
  这里产生的结果是,成为教会主宰的,要么是教会内部模范基督徒(虔信派)的秘密集会,要么是被证明为无懈可击的宗教“正式公民”的共同体。其余成员只是作为一个被动的身份群体,作为遵守纪律的较次要的基督徒而处于从属地位(公理会)。
  从茨温利到克伊波与施托克尔(St?cker)的几个世纪中,新教教义一直经历着两个组织原则的外部和内部冲突,一是把“教会”看做施与恩宠的强制性联合体,一是把“教派”看做宗教上合格的人们的自愿联合体。我们这里要考虑的只是在影响人的行为方面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自愿原则产生的那些结果。另外,我们只需记得,保持圣餐的纯洁性、因此要把不洁之人排除在外这一决定性的观念,也引导那些未能形成教派的宗派找到了一种对待教会纪律的方式。探讨过各教派纪律的得救预定论清教徒尤其如此。[17]
  对于基督教共同体来说,圣餐的核心社会意义在这里得到了证明。对于教派本身来说,圣餐礼的纯洁性观念在他们的发起时刻是决定性的[18]。第一个始终如一的自愿主义者布朗(Browne),在他的“Treatise of Reformation without tarying for anie”(“论宗教改革的刻不容缓”,可能作于1582年)一文中,直接强调了被迫与“恶人”在圣餐上共同行礼就是反对圣公会和长老会的主要理由[19]。长老会竭力想平息这个问题,但却白费了气力。在伊丽莎白时代(旺兹沃思会议[Wandworth Conference])这已成了关键问题。[20]
  谁能把一个人从圣餐上排除出去,这个问题在英国革命时期的国会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开始时(1645年),新教的牧师和长老——也就是平信徒——都是随意地裁决这些问题。议会则试图确定哪些情况下可以进行排斥。所有其他情况都要视议会是否同意而定。这意味着实行“埃拉斯都主义”Erastianism,瑞士神学家、医生托马斯?埃拉斯都(1524—1583)的主张,他支持茨温利的圣餐理论,反对加尔文宗运用教会权力判人异端罪而处以刑罚,认为宗教应受国家支配。——中译者注,对此威斯敏斯特会议进行了激烈反对。
  公理会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只许持有入场券的人以及公认有着良好声望的本地居民领受圣餐。外地教徒要想得到入场券,必须经过合格成员的推荐。给迁居或旅行的人出具的资格证明(推荐书)也出现在17世纪[21]。在官方教会内部,巴克斯特的秘密集会(联合体)1657年被引入了16个郡,并被确定为一种义务性的审查机构。这些都有助于牧师确定成员的资格并将恶人逐出圣餐礼[22]。威斯敏斯特会议“不奉国教的五兄弟”——住在荷兰的上流社会避难者——也希望达到类似的目的,他们建议允许在教区以外存在自愿结合的会众,并授予他们选举代表参加宗教会议的权利。新英格兰的整个教会史都充满了有关这类问题的斗争:谁可以被接纳参加圣事(或者比如说成为一名教父),被划入另册的人的子女能否受洗[23],在什么条件下后者能得到接纳,等等。这里的难题不仅在于谁有资格获准领受圣餐,而且在于他不得不接受它[24]。因此,如果信徒怀疑自身的资格并决定离开圣餐,那么这种决定就不能消除他的罪孽[25]。另一方面,会众则要共同对上帝负责,为了保证纯洁性,要坚持把那些没有资格、特别是被上帝摒弃的人[26]驱离圣餐。这样,通过一个有资格处于恩宠状态的牧师,会众尤其要对施行圣事共同负责。于是,古老的教会体制问题又复活了。巴克斯特曾提出,至少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接受一个没有资格的牧师、因而也可以接受一个品行可疑的人参加圣事。他想以这种妥协性建议进行调和,但却毫无成效[27]。
  在早期基督教时代,古代多纳图教派(Donatist)奉行的个人超凡魅力原则,寸步不让地强硬反对把教会视为管理恩宠的机构这一原则[28]。天主教会通过教士的不可磨灭性(character indelebilis)彻底确立了颁授恩宠的原则,但是它也支配着宗教改革时期的官方教会。公理派观念世界那种毫不妥协的激进主义,凭藉的是全体会众作为一个整体的宗教责任。这为牧师和教友们提供了获准参加圣事的资格。而这是无论如何都要坚持的原则。
  众所周知,荷兰的克伊波派最近几十年间已经有了遍布各地的政治分支。这是以如下方式产生的:阿姆斯特丹一个教派的长老们——因此是些平信徒——反对尼德兰归正宗宗教会议实行教会统治的主张,他们在后来成为首相的克伊波(他也是一个普通的平信徒长老)带领下,拒绝承认持有外间传道士开具的批准证书也可以让教徒参加圣事,假如他们认为那些传道士没有资格或者不可信任的话[29]。事实上,这正是16世纪长老会与公理会之间的那种对抗,因为会众的共同责任产生了最为重要的后果。就是说,按照自愿主义的原则,可以自由接纳有资格的人——仅仅是有资格的人——成为会众的成员。由此我们看到了本地圣事共同体享有主权的原则。只有本地宗教共同体能够判断一个成员是否具备了资格,因为他们熟悉人头,容易调查。但是一个跨地区联合体的教会当局就做不到这一点,无论你可以多么自由地选择这样一个教会当局。只要成员局限在一定的数量范围内,地方会众就不乏辨别力。所以,从原则上说,只有规模相对较小的会众才是恰当的。[30]
  凡是共同体过于庞大的地方,要么会形成一些秘密宗教集会,比如在虔信派那里,或者成员们被组织成一些团体,它们转而又成了教会纪律的载体,比如在循道宗那里[31]。
  自治性会众有着特别严格的道德规范[32],这构成了第三个原则。由于事关圣事共同体的纯洁性(或者像贵格会那样事关祈祷者共同体的纯洁性),这是不可避免的。禁欲主义教派的纪律事实上远比任何教会的纪律都更为严苛。在这方面,教派倒是很像修道院。教派的纪律也类似于修道院的纪律,因为它确立了见习的原则[33]。和官方的新教教会原则不同,因道德过失而被革出教派,往往就被断绝了和会众成员的一切交往。因此,教派招来了毫不犹豫的联合抵制,包括在商业活动中。除了绝对必要的情况以外,教派有时还避免和非教友发生任何关系[34]。而且引人注目的是,教派把实施纪律的权力授予了平信徒。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精神权威能够承担共同体的共同责任。即使在长老会信徒中间,平信徒长老的影响也非同寻常。然而,公理会——浸礼会更是——通过神学家明确表示要与会众的统治进行斗争[35]。这种斗争的直接结果自然是平信徒成员的教权主义化,他们现在已经通过自治、警告、可能的话还有开除教籍而接掌了进行道德控制的职能[36]。平信徒对教会的支配,从某种程度上说,其表现方式就是追求平信徒布道的自由(发布预言的自由)[37]。为了使这种要求获得正当性,有人提到了早期基督教共同体的情况。这种要求不仅动摇了路德教的圣职观念,也动摇了长老会的神赐秩序观。平信徒的支配在某种程度上还表现为反对任何职业神学家及传道士。只有既非培养亦非官职的超凡魅力才会得到承认。[38]
  贵格会始终坚持这样的原则:任何人都可以在宗教集会上讲道,但只有受到圣灵感动时才应当讲道。因此,这里根本就不存在职业牧师。诚然,今天大概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彻底做到这一点。正式的“传说”是,会众根据经验认为在礼拜时最易于接近圣灵的那些成员,被安排坐在面对会众一张特设的长凳上。在深长的静默中,人们等待着圣灵在他们其中之一(或者会众中的其他某个成员)那里附体。但遗憾的是,我的期望落空了,在宾夕法尼亚一个大学的礼拜过程中,圣灵并没有降临在长凳上一个着装素美、其超凡魅力得到了高度颂扬的老妇身上。相反,人们一致肯定,圣灵降临的对象是一位勇敢的大学图书馆管理员,他就“圣徒”的概念发表了极为博学的演讲。
  无疑,其他教派并没有得出——或者至少没有一劳永逸地得出——这种激进的结论。然而,牧师的活动并非主要作为“佣工”[39]仅仅担任荣誉职位,他还要筹集自发表示敬意的捐款。[40]而且,他的牧师业务可能是个副业,只是为了偿还他的开支[41];或者他随时都可能被免职;或者是一种巡回传道士居多的传教组织,他们只是偶尔在同一个“巡回区”工作[42],就像循道宗的情况那样[43]。凡是维护着职责(就其传统意义而言),因而也维护着神学资格的地方[44],这种技能就被认为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和专业前提。然而,真正决定性的品质还是恩宠状态的超凡魅力,这就需要官方来识别它。
  当局——比如克伦威尔的审查者(办理宗教资格证明的地方机构)和驱逐者(行政处罚机构)[45]——必须审查牧师们是否称职。据认为,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超凡魅力特性所在之处,同样也是权力的超凡魅力特性所在之处。克伦威尔的圣徒军只许宗教上合格的人通过圣餐礼加入进来,所以克伦威尔的士兵才会拒绝在一个不属于具备了宗教资格的圣事共同体的军官率领下投入战斗[46]。
  在教派成员中间必定会盛行早期基督徒的博爱精神,至少在早期浸礼会和衍生派别中间是这样;或者至少会要求力行兄弟仁爱[47]。某些教派还把提起法律诉讼视为禁忌[48]。在必需的情况下,相互援助是强制性的[49]。自然,他们并不禁止与非成员做生意(在极端激进的共同体中偶有例外)。
  然而,一个人要想加入教派,需要有些自知之明[50]。一开始他就会碰到(关于成员身份和品行的)证书制度[51],那种证书是为迁往别处的成员开具的。贵格会信徒的兄弟之爱曾经到了高度发达的程度,他们大力进行的宣传所招来的责任终于使他们在经济上不堪重负。这些会众的内聚力非常强大,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它是新英格兰拓居者能够一往无前的因素之一。与南方相比,新英格兰拓居者大都联系紧密,而且从一开始就有着浓厚的都市特性[52]。显而易见,在所有这些方面,本文开头提到的美国各教派和类似于教派的联合体,它们的现代职能,都可以在曾经遍及所有禁欲主义教派和秘密宗教集会的那些环境中,找到直接的源头、萌芽和遗传。如今它们正在衰微。摩西十诫从一开始就是为教派那种极其孤傲的“社会地位的自豪感”而存在的。[53]
  现在,整个这项发展的哪个方面,还对我们的问题有着实际的决定意义呢?中世纪的开除教籍仍然有着政治和民事后果。从形式上说,这一点要比存在着教派自由的地方严厉得多。此外,在中世纪,只有基督徒才能成为正式的市民。在中世纪还有可能通过教会的惩戒权力去对抗一个不能偿还债务的主教,正如阿洛伊斯?舒尔特(Aloys Shulte)绝妙证明的那样,这种可能性给予主教一种远远高于世俗君主的信誉度。同样,一个普鲁士代理官员如果不能偿还债务就会受到指控,这一事实也使他有了更高的信誉度。对于加入了兄弟会的德国学生来说,情况同样如此。中世纪时的口头忏悔以及教会的惩戒权力也为有效强化教会纪律提供了手段。最后,作为合法权利的保障,宣誓也是可供利用的机会,以确保债务人被开除教籍。
  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况中,由于这些条件和手段而得到鼓励,或者被视为禁忌的行为方式,都完全不同于新教的禁欲主义所培育或压制的那些行为方式。例如,对于代理官员或者兄弟会的学生——大概也包括主教——来说,提高信誉度的途径毫无疑问并不是培养适用于商业活动的个人品质;对此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尽管这三种情况都想产生同一个方向的效果,但是解决办法却截然不同。中世纪——比如路德教——的教会纪律,首先是操纵在行政官员手中;其次,这种纪律——完全就其效力而言——是藉助权力手段来贯彻的;第三,它是对具体的个人行为进行奖惩。
  新教以及各教派的教会纪律,首先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但往往是全部——掌握在平信徒手中。其次,它是通过一个人必须有立足之地这一需要而发挥作用的。第三,它培育的是一些品质,或者说,如果一个人愿意,他会选择这些品质。最后这一点至关重要。
  教派(或者秘密宗教集会)的成员必须具备某些品质才能进入共同体的圈子。正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展示的,具备这些品质对于理性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甚为重要。为了在这个圈子中保持不坠,成员必须反复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这些品质。它们得到了他的坚持不懈的培养。因为,像在彼岸的天堂一样,他在此时此地的整个社会存在都要依赖于“证明”自己。比较而言,天主教的认罪忏悔——再说一遍——是一种减轻个人巨大内心压力的手段,而教派成员的行为却始终处于这种压力之下。至于中世纪某些正统和异端宗教共同体是如何成为禁欲主义新教教派之前驱的,此处不赘。
  根据全部经验来看,没有任何培养品质的手段能比一个人必须在同道圈子里保持不坠更有效力了。因此,那种持续不断而又不露锋芒的教派道德规范,也就意味着权威的教会纪律,而理性的培养和选择就意味着有序和禁忌。
  就像在几乎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清教教派在这方面也是入世禁欲主义最独特的载体。此外,它们是世界主义的天主教会这一管理恩宠的强制性组织最始终如一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惟一始终如一的对立面。清教教派把最强有力的个人关切——对社会自尊的关切——贯穿到对品质的培养过程中。因此,个人动机和切身的自我利益也被它的所有分支用来维护和传播“资产阶级的”清教伦理。这对于它的深入人心和强大影响有着绝对的决定性意义。
  再说一遍,这不是一种宗教上的道德教义,而是能够得到奖赏的道德行为方式,这才是关键所在[54]。这种奖赏是通过各自努力得救的方式和状况而体现出来的。这种行为构成了“个人”的独特“精神气质”——就该词的社会学意义而言。对于清教来说,这样的行为就是一种条理化的理性生活方式,在某些特定环境下,这种生活方式便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铺平了道路。由此得到的奖赏就是能够在上帝面前“证明”自己获得了救赎(这在所有清教教派中都能看到),以及在同胞面前证明自己在清教教派内部保持住了社会地位。这两个方面互为补充,并在同一个方向发挥作用:它们有助于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有助于产生它的独特精神气质——现代资产阶级的中产阶级精神气质。
  禁欲主义教派和秘密宗教集会形成了现代“个人主义”最重要的历史基础之一。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彻底打破了家长制和威权主义的束缚[55],并且独辟蹊径地阐释了这一观念:应当更多地服从上帝,而不是更多地服从人。
  最后,为了理解这些伦理影响的性质,还需要做一下比较评论。中世纪的行会往往控制着成员的一般道德标准,类似于禁欲主义新教教派的教会纪律所实行的那种控制[56]。但是,行会和教派对于个人经济行为的影响,显然有着不可避免的差异。
  行会把同一种职业的成员联合在一起;因此它是把竞争者联合在了一起。它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限制竞争,限制通过竞争而理性地追求利润。行会培养的是“市民”美德,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载体(一个要点,这里不再详论)。行会是通过一种“糊口政策”和传统主义来实现这一点的。就行会经济管理的效率而言,它的实际结果早已为众所周知。
  然而,教派则是通过选择与培养道德上合格的志同道合者把人们联合在一起的。他们的成员身份并非基于师徒关系、或者某项职业中具备技术资格的成员的家庭关系。教派仅仅从循规蹈矩的正直和条理化的禁欲主义角度去控制和规范成员的行为。它没有物质上的糊口政策的目的,那会有碍于发展对利润的理性追求。一个行会成员的资本主义式的成功会瓦解行会的精神,英格兰和法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行会就要回避资本主义式的成功。但是,一个教派教友的资本主义式成功——如果是合法取得的成功——则会成为他的价值和恩宠状态的证明,而且会提高教派的声望,提供宣传良机。因此,这样的成功是受欢迎的,前面引用的若干事例可资证明。毫无疑问,西方中世纪式的行会自由劳动组织不光是一个障碍,而且与它们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还是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或许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57]。当然,行会不可能产生现代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精神气质。只有禁欲主义教派的条理化生活方式,才能使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的经济“个人主义”动力成为理所当然,并且使它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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