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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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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封面
书    名
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
作    者
杨平
译    者
 
页    数
183
ISBN
9787506016131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2-11
字    数
 
标    签
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

目录

  1. 1内容概要
  2. 2书籍目录
  3. 3章节摘录
  4. 4媒体关注与评论
  5. 5下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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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概要

    本书侧重从中国现代美学与康德美学的关系出发,采取美学比较的视角,运用西方解释学的方法阐释康德美学对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深刻启迪和影响,进而提出几个有意义的美学命题:审美无利害性、审美自由、审美人生等问题。在时代的语境之中,阐释美学与宗教的关系,以及美学启蒙性等问题,最后归结到现代美学的学术道路上面。

    书籍目录

    序导论——传统美学思想的现代性转换第一章 康德美学在中国
      第一节 康德美学的百年东渐
      第二节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接受康德美学概观
      第三节 美学思维方式的转变第二章 中国现代美学中的三个康德美学命题
      第一节 审美无利害性
      一 “审美无利害性”概念的历史
      二 分律的艺术与“美学”
      三 审美无利害性与庄禅美学传统的相遇与沟通
      四 审美态度的理论纠葛
      五 艺术独立与审美独立
      六 审美无利害性的现代意义
      七 审美元利害性批判
      第二节 审美自由
      一 康德美学中的审美自由概念
      二 审美的超越
      三 “魏晋风度”中的自由之诠释
      四 美是道德的象征
      五 审美游戏的自由特性
      六 美育的自由理念
      第三节 审美人生
      一 中国“人文传统”的现发现
      二 优美、崇高与古雅说
      三 艺术化人生第三章 民族困境中的审美精神
      第一节 美学与宗教的关系
      一 美育代宗教
      二 美学的宗教文化情结
      第二节 中国现代美学的现代性
      一 启蒙何为
      二 美学现代性的双重变奏
      第三节 中国现代美学的学术道路
      一 现代美学的生存论视野
      二 中西美学学术的会通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书摘
      吕澂在《康德之美学思想》中将康德美学置于康德哲学的整个体系中来探讨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以及审美判断力之间的关系,同时强调了康德美学思想是西方现代美学的源泉。虞山的《康德审美哲学概况》分析了康德美学的内涵:康德的审美判断力是知性与理性的统一;审美判断与目的有关,但审美判断的目的是主观的合目的;就康德而言,“行为的范围,知识的范围与审美的范围被明白地区别着,美是与真及善都有区别的”。另外,在一些美学概论中,也涉及康德美学的评价。比如黄忏华在《美学略史》中专列一章“康德底美学”。
      在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美学思想概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大多自觉地传播、吸纳、消化康德美学,以之来建立中国现代美学。毫无疑问,他们认识到康德美学的生命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创建美学的思想模式与提出美学问题的方式烙上了康德美学的思想印记。可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理论归属感非常明显。由于现代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常常是整体性地接受,因此我们很难以一刀两断的方式来研究他们的美学思想,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将现代知识分子与西方某一个思想家的思想进行比附,这是需要予以特别说明的。
      从思想来源说,王国维把道家传统与西方美学加以融会贯通。蔡元培以儒家传统为本与西方美学相结合。朱光潜将传统的艺术精神与西方美学关联起来。宗白华利用传统的道家、禅宗、艺术精神与西方艺术进行比较的考察。从文化接受上看,王国维接受康德、叔本华的影响,却以叔本华为主要倾向;蔡元培主要接受康德的影响,并且有叔本华意志论哲学的某种反映,但却摈弃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朱光潜接受的文化视野更为复杂,宗白华主要受德国古典哲学、美学与诗学的浸润,他在《我和诗》中自述平生经历时说:“而那庄严伟大的佛理境界投合我心理潜在的哲学的冥想。我对哲学的研究是从这里开始的。庄子、康德、叔本华、歌德相继地在我的心灵的天空出现,每一个都在我的精神人格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
      从接受类型上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康德美学关系也是不同的。就研究西方美学的现代美学家而言,如朱光潜、宗白华、范,寿康、吕激等人,假如说他们仅仅在接受康德的思想,那么他们至多不过是康德主义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在把握康德美学的若干原则之后,并没有停止理解的脚步。在他们暂时离开康德的日子里,也把思想的臂膀靠在了歌德、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身上。即使在他们最接近康德的时期,也不是单纯地重复康德的话,不是仅仅做康德的回声。无疑他们是研究型代表。
      信奉型代表蔡元培,作为一名杰出的教育家,他的美学思想在康德的思想框架中形成,他一直信奉美学的超功利思想。在这条道路上,他坚信不已,他坚定不移地倡导美育的主张,很大程度在于他在康德思想里获得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因此我们也看到,蔡元培在美学史上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有相当大一部分就在于他始终如一的精神。
      工具型代表梁启超,虽然比较早地接触到康德的著作,但是他并没有把精力投入到研究康德的思想里面,相反,他掠过康德的思想,写过一篇介绍康德的论文。梁启超重视康德多半因为康德的启蒙思想引发了他的兴趣。另外现代艺术家申诉自己立场时,经常引用康德的美学理论来为艺术辩护,因为康德的理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批判型代表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工作者,如果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里面还存在康德的影子,那么他后来的著作连影子也消失了,他严厉地批判了西方形式主义,鲁迅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因袭了这一思路。
      总的来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时代的背景中意识到自身的历史性,引进来或创造出新的思维方式与批判态度,来“重估一切价值”,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去继承、解释、批判和发展传统。在打开了文化的国门之后,西方文化的传播同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一起涌人中国。西方学术规范、学术思想模式潜在地影响着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从而丰富了现代学术的声音。从学术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姿态是自觉的,他们的人文关怀是强烈的,他们的文化选择也是明确的,同时他们的学术极具个性和生命意识,不过他们的使命却是民族的与国家的。
      无论是感官的欲望驱使我们期望一个物质的对象,还是道德律令使我们从事某种活动,在这些场合之间,我们几乎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正如康德所说,当道德起作用时,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不再有任何选择的自由。所有的利害成为某种需要的前提或者产生某种需要,利害已排除了对象的自由判断。
      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康德对利害的定义并不是他的理论目的,更何况利害的定义还是模糊的,他试图在阐释利害的过程中揭示出无利害的意义,利害与无利害的异质性造就一种理论的张力。
      康德在一步步地排除利害在审美判断中的地盘之后,实际上,审美判断的无利害性的轮廓就显现出来了。康德严格地将利害从审美判断中进行理论清洗之后,审美判断的纯粹性也揭示出来。审美无利害性在康德的审美理论中占有关键的作用,这成为审美判断的本质。在康德这里,审美无利害性并非心理的而是哲学的,无利害不涉及审美对象的实体,只涉及对象的形式,保持这种无利害性的审美距离,实际上也是保持审美自由的一种方式。康德所确定的鉴赏判断并非是知识判断与逻辑判断,而是一种审美判断,其所说的美感也并非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而是一种主观性的情感体验。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审美判断的本质是以自由来体现的。
      然而,我们不仅必须认识到什么使人在感官上感到愉快,也不仅仅认识到什么在道德上使人感到满足或善,而且还必须认识到什么是美的。在这一点上,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自由概念,他以非常简洁和清晰的语言解释了这一概念。
      人可以说:在这三种愉快里只有对于美的欣赏的愉快是惟一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因为既没有官能方面的利害感,也没有理性方面的利害感来强迫我们去赞许。
      面对物质上的诱惑,我们产生“偏爱”,而美的东西自由地恩赐我们“惠爱”,道德上的善则引出“尊重”。偏爰驱使我们占有欲求的对象;来自道德法则的尊重是我们有责任付出的东西,基于美的东西所给予的则是“惟一自由的愉快”。即“而惠爱是惟一自由的愉快”。
      在美的欣赏中,不关涉“利害”的自由是康德在审美经验中所发现的四大契机的第一个契机。在西方美学史上。审美无利害性命题意义重大。康德对审美无利害性谈论得非常彻底。这种彻底性表现在康德以这一命题把美与善、美与快适区别开来。
      在“美的分析”里,康德解释了美的四个契机,他既关注审美经验的规律上的特征,又关注审美经验的自由特性。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根据自治的原理,规律与自由相关,人的自由根基于他有创造自己法则的能力;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分析了审美经验中法则与自由之间的松散关系,这一关系使我们免除了来自合法暴力的威胁口
      按照第二契机,为论证审美经验原则的特征,康德提出由美的对象所产生的愉快的普遍性质,为表明审美自由是受保证的,他指出,这种普遍的愉快与任何概念无涉。
      实际上,他批判了克罗齐把人三分的做法,主张从“整体”的视界审视人。他还认为,艺术能够启发道德的行为,它是道德和真理的开端。“它伸展同情,扩充想象,增加对于人情物理的深广真确的认识。这三件事是一切真正道德的基础……所以没有其他东西比文艺帮助我们建设更完善的道德的基础。”朱光潜对中国传统体认得非常清楚,这在前面有过探讨。他明确地提出美是“最高的善”的命题:如果我们研究伦理思想史,就可以知道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和中世纪耶教大师们,就学说派别而论,彼此相差很远,但是谈到“最高的善”,都以为它是“无所为而为的观赏”。这样看,美不仅是一种善,而且是“最高的善”。朱光潜在《谈美》中坚持了这种思想,朱光潜认为,从广义上说,善就是一种美,恶就是一种丑。在朱光潜看来,“至高的善”就是一种美,最高的伦理的活动就是一种艺术的活动,而这种善在“无所为而为的玩索”(disinterested contemplation)。无所为而为的观点,正是道家美学的奥义所在。以朱光潜的理解,在西方哲人思想中,“神只是一片精灵,他的活动绝对自由而不受限制,至于人则为肉体的需要所限制而不能绝对自由。人愈能脱肉体需求的限制而作自由活动,则离神亦愈近。‘无所为而为的玩索’是惟一的自由活动,所以成为最上的理想。”
      朱光潜的认识明显地受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同时这也可以在文化传统中得到证明。朱光潜显然不是按照康德诸家思路来谈问题的,而是回归到西方思想的源头来谈出这个主张,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其思想的现代性特征一点不明显,相反,古典思想成为其思想的重心。在这一问题上,朱光潜的观点与王国维的极其相似,二者的差异不大,尽管二者所援用的哲学依据不同。王国维在诠释完《红楼梦》的审美价值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故美学上最终之目的,与伦理学上最终之目的合。由是《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亦与其伦理学上之价值相联络也。”这种观点并非是王国维的创见,而是他运用叔本华哲学分析《红楼梦》的结论。尽管王国维的学理思路来自叔本华,但是这种观念还可在传统思想中得到确证。
      宗白华对艺术的理解是,艺术具有完善人的道德性的力量。在他身上,表现了两种影响,一是德国古典哲学与诗学对他深刻的濡浸,二是传统文化与艺术观念对他的滋养。宗白华说:圣哲之士,心生悲悯,于是毅然奋身,慷慨救世,既已心超世外,我见都泯,自躬苦乐,渺不系怀,遂能竭尽身心,以为世用。难道不是宗白华所说的伦理境界吗?他指出伦理境界主于爱。因此理想人格是不是还应该包含道德人格的成分呢?“爱”的境界与“美”的境界成为理想人格的两翼。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杨平博士又要出书了!他高兴地告诉我这一好消息,并嘱我为之作序,我欣然领命。
      杨平是滕守尧教授的高足,与我也有半个师生关系,另一半则是朋友——当然是忘年之交。我与青年同志交往,不愿单以师长的身份,总是板着面孔,总是居高临下,那太束缚我的情性,感觉不自在,而愿以朋友的身份,平等相待,自由随便,感觉是一种解放。两种身份,各有用场:需要严肃的时候,不妨正襟危坐,亮出师道尊严;需要活泼的时候,不妨开个玩笑,幽默一番,增加一些生活乐趣。这正是我与杨平交往的具体描述。
      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虽不敢自命为君子,但我们的交往确实是向君子看齐的:以文拜师,以文会友,文心相照,遂成知音。古人云:“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人情,沿波讨源,虽幽则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则见其心。其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文心雕龙》)杨平的研究志趣,正合我的“文心”,因此,我主持的科研项目也聘请他参加,并且完成得很出色。在他读博的三年中,由于频繁的文字交往,我们既师又友,情会理达,教学相长,结下终身难忘的友谊。
      杨平同志为人朴实,为学勤奋,在公众面前言语不多,才气不外露。他的导师对他要求很严,一入学就要求他系统地研读中西美学史、艺术史,对西方的东西尽可能去读外文的原典,掌握第一手资料。严师出高徒!我真正了解杨平是在他人学一年之后,他撰写了一部几十万字的书稿(即现已出版的专著《多维视野中的美育》初稿)送我阅读,征求意见。这本来是他的导师应承的约稿,因当时编撰任务太多,也许是要试一试杨平的写作能力而转让给杨平。为此丛书的主编还很有意见,怕影响丛书的质量,我也有此担心。但读了杨平的书稿之后,这种担心便烟消云散。他的新思路、他的独到之见以及那具有哲学意味的文笔,的确使我产生了先睹为快之感,不仅暗自赞叹:“是块好材料!”孟子有“三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其中之一。我羡慕他的导师能招到这样的好学生,我也因沾上半个师生关系而自乐。当然,这也不是说那部书稿而且是初稿完美无缺,而是因为它出自于一位初试锋芒的青年学生之手实在难得。它的缺点与不足,我也不为友者讳,而是尽可能地提出具体修改意见,指出为什么要如此修改,让对方也能心服,我觉得如此方不辜负这位谦谦学子。征求意见之后,作者又费了一番工夫,终于交给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和丛书主编看了书稿后,都很满意。杨平用他的研究成果印证了我的赞扬不是无聊的虚夸和吹捧!
      现在,杨平又有新的研究成果要出版,这就是《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这部书稿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修改、加工、润色而成。修改后的最终成果,我没来得及拜读。杨平说,只是参考答辩委员们的意见做些修补,没有根本改动,不读也可以(作序)。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我是认真地读了全篇,也认真地思考如何进一步修改,并毫无保留地向杨平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论文答辩会上,我发现自己的看法和其他答辩委员不谋而合或大同小异,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委员们一致认为,论文很有独创性。而这种独创性表现在选题的新视角和理论的深度开掘。本论文选题涉及两大领域: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国内外研究康德者夥矣,成果也多得汗牛充栋,仅国内十几年来也有多部康德研究专著出版,如此情况下,单纯去研究康德,要想超过前人,谈何容易!如果只是重复别人而无自己的新意,无疑是一种浪费!中国现代美学(即20世纪百年中国美学)研究者也很多,尤其世纪之交这段时间,研究者争先恐后,出版家也视为抢手货,这为后来者提供诸多方便,但也为学术拓展与创新增加了难度。学术研究的对象、领域相对说来比较固定和比较单一,而学术研究的视角、方法则是多元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学术创新往往多从视角、方法人手。视角、方法之新主要表现在选择(如选题、材料的取舍等)、构思(如结构安排、内容详略、主从关系等)、开掘(如思想深度、理论向度等)等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正表现作者选题的新眼光。既不单纯研究康德,也不单纯研究中国现代美学,而是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缩小了研究的范围,确定了研究的“焦点”。虽然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要系统研读康德和中国现代美学,但那是本课题研究的知识准备,而非主攻方向。缩小范围、抓住焦点,是为了向深度开掘。康德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影响最为深远。从中国现代美学产生、发展到如今一百多年,哲学、美学、文艺等领域,到处都有康德的影子。如果作系统梳理和描述,也可以撰写厚厚一本书。作者的兴趣不在资料整理或历史描述,而在理论建构。他从内涵丰富、关系复杂的研究领域中只抓取三个命题进行论述,即审美无利害性、审美自由、审美人生,可谓提纲挈领。这三个命题对康德美学思想来说,都带有根本性质,是不能忽略的,而对中国现代美学来说,也是从始至今的根本问题,不仅从历史的正面看如此,从反面看也是如此,在极“左”时代,中国现代美学遭到批判的时候,康德的这些影响也是首当其冲,是“资产阶级流毒”、“反动的唯心主义”的主要表现。以上说明,杨平的这一选题是重要的,很有学术价值。当然,要说明本选题的重要和有价值,要依靠作者的构思、论证和开掘。作者围绕这三个命题,经过分析、批判,择善相从,综合出新,并向深度开掘,从而作出新的理论建构,在一片很熟知的研究领域又筑起一座新的论坛。康德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影响,许多是明显的,可以从书本上看到和引证,也有许多是潜在的,已完全溶于中国文化的血液之中,本书把重点放在后者的开掘上,这正表现作者的深刻之处。
      记得在论文答辩时,委员们还指出了论文缺点,提出了修改意见,如某些章节应作适当调整,某些论证还不够缜密,某些观点值得商榷等等。我觉得这些意见都有参考价值,虽然瑕不掩瑜,但不进行修改、加工、润色,却难以达到锦上添花的境界。——我相信,谦虚好学的杨平对老师们的意见是不会置之不理的。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希望杨平在学术研究的征途中不停地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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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8月28日于农光里坐忘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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