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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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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城封面
书    名
人·地·城
作    者
徐远
译    者
 
页    数
 
ISBN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10-01
字    数
 
标    签
人·地·城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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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人·地·城》是作者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城市化问题的时评文章集锦,内容涵盖城市起源、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粮食安全、农民收入、农村改革、工业化等诸多方面。作者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秉承社会学的关怀,用文学的笔触,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城市变迁的历史图景。本书适合广大对城市化、农村改革、中国经济发展感兴趣的书友阅读。

全文目录

人·地·城(代序) **篇 城市的起源 新石器是“容器” 有容乃大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 王的商业 战士的城邦 **个大都市的诞生 站在地中海看世界 遥远的东方有三条河 城邦混战与诸子百家 历史上的城市化 城市是容器,还是磁体?
人·地·城(代序)
**篇 城市的起源
新石器是“容器”
有容乃大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
王的商业
战士的城邦
**个大都市的诞生
站在地中海看世界
遥远的东方有三条河
城邦混战与诸子百家
历史上的城市化
城市是容器,还是磁体?
何为城?何为乡?

第二篇 城市印象
东京印象
京都漫步
深圳印象
台北印象

第三篇 城乡二元
征地冲突的根源:农村土地产权太弱
“农村土地产权太弱”的法律根源
历史的节点: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
是“农村集体所有”,还是“农民集体代耕”?
崽卖爷田不心疼——“代耕”制度下的土地城市化
谁动了18亿亩唐僧肉?
可以有“财主”,不能有“地主”?

第四篇 不堪重负的土地
辨析“土地是财富之母”
以地养老的幻象
耕地的弹性

第五篇 忧心忡忡的粮食安全
中国可以养活自己——诹议粮食安全兼答莱斯特·布朗二十年前之问
增加粮食进口,确保粮食安全
农业保护政策保护的是谁?
粮食高度自给的代价

第六篇 “剩余”的人
作为主角的农民
农村承载力
“我为什么不怀念故乡?”
土改“拖”字诀
用正直撬动历史的节——纪念原安徽省**书记、国家农委主任万里

第七篇 政策讨论
户改破冰:有档次只差,无身份之别
渐进式土改浮出水面(上):启动流转,严防风险
渐进式土改浮出水面(下):发展股份合作,促进要素流转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评京津冀一体化
2014年农村改革:只欠一点穿透力
1978年与2015年:从“无为”到“有为”
农地入市:莫让试点成为拖延
农地入市的一点常识

第八篇 经典回顾
农业与工业化:刘易斯、舒尔茨与张培刚
张培刚谈“工业化”
经典是如何写成的?

附录 城乡差距的产权基础
后记
致谢

在线阅读

何为城?何为乡? 从这些人类早期的进步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类进步的源动力:交流和合作。没有交流和合作,知识很难被积累,生产很难进步,人类不可能走出丛林,走上平原,走进城市。交流与合作的另一面,是欺骗与争斗。人类的历史,也因此更加精彩。 周其仁教授在《城乡中国》开篇中说:“中国很大,不过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是城市,另外一块是乡村”。简单一句话,道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国家是分为“城”和“乡”的。相应的,中国的十多亿人口,也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要理解“城乡中国”的事情,对这“城乡分割”不可不察。 “城乡分割”,或者“城乡二元”,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可是,这“城”和“乡”,区别到底在哪里?二者是天然对立的吗?也未必。远的不说,前总理朱镕基在考察时曾感叹曰:“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市;走了一城又一城,城城像农村。”看来,“城”和“乡”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抽掉细节的不同,城市和乡村都有道路、学校、医院、商店、银行、邮局等等公共设施,都需要栽树搞绿化,都需要处理垃圾,都需要供电、供水、供气、铺设有线电视光缆等等。 不奇怪,城里人和乡下人是一个物种,生活的需求是一样的,需要的东西也差不多。 看起来,城市和乡村最大的区别在于产业,农村以农林牧渔业为主,城市以工业、服务业为主。产业上的区别,带来城乡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人口密度。农业的基础是光合作用,需要在大面积的土地上铺开,而且考虑到交通的因素,农村和耕地不能太远,要交叉分布,因此传统乡村的人口密度不能太大。城市则不一样。工业、服务业对土地面积的要求低很多,不需要大面积铺开,可以聚在一起。 人类文明史的一个基本规律,是村落、城市的发展壮大。在社会学、经济史的研究中,城市的规模往往代表了一个文明的发展水平,有人甚至说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这个“最伟大的发明”的由来与动力,值得进一步研究。粗粗看起来,人们是倾向于聚居的,先是聚在村子里,后来又聚在城里。从这个角度看,城和乡,不过是聚集程度不同而已。 何为城?何为乡?

从这些人类早期的进步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类进步的源动力:交流和合作。没有交流和合作,知识很难被积累,生产很难进步,人类不可能走出丛林,走上平原,走进城市。交流与合作的另一面,是欺骗与争斗。人类的历史,也因此更加精彩。
周其仁教授在《城乡中国》开篇中说:“中国很大,不过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是城市,另外一块是乡村”。简单一句话,道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国家是分为“城”和“乡”的。相应的,中国的十多亿人口,也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要理解“城乡中国”的事情,对这“城乡分割”不可不察。
“城乡分割”,或者“城乡二元”,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可是,这“城”和“乡”,区别到底在哪里?二者是天然对立的吗?也未必。远的不说,前总理朱镕基在考察时曾感叹曰:“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市;走了一城又一城,城城像农村。”看来,“城”和“乡”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抽掉细节的不同,城市和乡村都有道路、学校、医院、商店、银行、邮局等等公共设施,都需要栽树搞绿化,都需要处理垃圾,都需要供电、供水、供气、铺设有线电视光缆等等。
不奇怪,城里人和乡下人是一个物种,生活的需求是一样的,需要的东西也差不多。
看起来,城市和乡村最大的区别在于产业,农村以农林牧渔业为主,城市以工业、服务业为主。产业上的区别,带来城乡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人口密度。农业的基础是光合作用,需要在大面积的土地上铺开,而且考虑到交通的因素,农村和耕地不能太远,要交叉分布,因此传统乡村的人口密度不能太大。城市则不一样。工业、服务业对土地面积的要求低很多,不需要大面积铺开,可以聚在一起。
人类文明史的一个基本规律,是村落、城市的发展壮大。在社会学、经济史的研究中,城市的规模往往代表了一个文明的发展水平,有人甚至说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这个“最伟大的发明”的由来与动力,值得进一步研究。粗粗看起来,人们是倾向于聚居的,先是聚在村子里,后来又聚在城里。从这个角度看,城和乡,不过是聚集程度不同而已。
倘若拉长历史,“城”和“乡”的界限,就会更加模糊。大约在11 000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世界各地先后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人类开始大规模驯化动物、培育植物,种植、饲养取代采集、捕鱼、狩猎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相应的,游牧的方式逐渐让位于定居,村落开始出现,并且规模越来越大。
农耕和“聚居”,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仔细斟酌的话,这二者并无必然联系。种地就种地好了,为什么要聚在一起种地?散开不是一样可以种地吗?进一步追问的话,其实人类在农耕社会以前,就已经开始聚居了,采集、捕鱼、狩猎都不是单独的活动。再追问,其实聚居也不是人类特有的活动,蜜蜂、蚂蚁、海狸都有着复杂的聚居形式,并且是高度分工的,而且还学会了改造居住环境,就像人类一样。
人类和其他物种的“聚居”,或者并不是“天性使然”,而是生存的需要。狩猎的过程中,必然需要一定的合作,这样才能捕捉大的凶猛的动物。即便是捕猎弱小的动物,“围猎”的效果也要远远超出单打独斗。乍看起来人们不需要聚集在一起采集,而且人多了采集的东西会变少,似乎是个反例。可是,当人们问到采集“什么”的时候,合作的意义就显而易见了。一个疯狂的原始人,怎么知道哪一种野果和种子是可以吃的?到了农耕时代,驯化动植物的知识,也需要在聚集的人群中才好交流、保存和传承。考虑到当时文字还没有出现,语言还很不发达,聚集对于交流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聚集对于安全和防卫,显然也是重要的。
从这些人类早期的进步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类进步的源动力:交流和合作。没有交流和合作,知识很难被积累,生产很难进步,人类不可能走出丛林,走上平原,走进城市。尤其在早期,每一步可能都很艰辛。可以想象的是,面对令人生畏的大自然,很多族群一不小心可能就消失了。人类文明能够演化到今天,或者亦只是一个巨大的偶然。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交流与合作是人类聚居的根本原因。村庄是一种聚居,城市是更高程度的聚居。当生产进步了,粮食产量增加并且可以长途运输和储存,人类可以达到的聚居程度就增加了。这时候,更多的人就可以聚居到城市,进行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交流与合作的另一面,是欺骗与争斗。人类的历史,也因此更加精彩。
2015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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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城市化
 历史上,人口和土地是最重要的两大生产要素。土地天然是不能流动的,能流动的只能是人口。倘若城乡人口能够对流,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要好很多,从中也能产生很多的技术进步,这也就难怪唐宋时期的经济如此繁荣。
北京的春天倘若下一点小雨,洗去沉沉的雾霾,心情是会好很多的。倘若再读一段春秋战国、秦汉隋唐的历史,则更加令人愉悦。无他,故事精彩绝伦。而且,历史上我们的经济文化的确是很先进的,只是到了宋朝之后,才渐渐落后于西方。
文明先进的一个集中体现,是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没有相当程度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是无法支撑大规模的都市的,粮食、交通、安全,都会是问题。据考,唐朝天宝年间(公元742—756),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时候,京师长安有60多万人,东都洛阳有30多万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宋朝的城市,在盛唐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北宋汴京的人口达到140万,南宋临安的人口更是达到25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而且,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超过200万人口的大都市,这都是第一次出现。临安比1 000年前庞大的罗马城,又大了一倍左右。同时期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一般都很小。当时崛起的意大利名城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也就是不到十万人的规模,比起汴京、临安来,那真是小得太多。
宋朝以后,城市规模大幅下降,最大的城市,也不到百万人。元朝建都北京,人口最多时不过80多万。明清时期,北京的人口也都在70万—80万的水平。直到工业革命以后,地球上才再次出现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
不仅大城市的规模,古代中国的总体城市化水平也是很高的。早在战国时候,城市化率就达到了惊人的15% 。唐朝天宝年间,城市总人口达到1 100万人,全国总人口约为5 300万,城市化率达到20.8%。南宋的城市化率,则达到了22%的水平。明清以后,城市化的势头减缓,城市化率反而下降了。
这些数字看起来枯燥无味,不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城市化率比一下。1949年,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可怜的10.6%。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到1957年的时候达到15.4%,达到了春秋战国时的水平。在改革开放前夜的1978年,城市化率也只有不到18%。到了1983—1984年间,城市化率才达到南宋时期的22%的水平(见表一)。看起来,历史上我们的城市化率是很高的。
翻阅资料,才发现历史上我们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很自由的。战国的时候,“野与市争民”,城乡人口已经开始对流,国鄙之分已经没有那么严格。《孟子·万章下》载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为庶人”,看来已没有了“国鄙之分”。《周礼·地官》曰:“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这就是从法令上赋予迁徙的自由了。人口有了迁徙的自由,难怪城市会长得那么大。

表一 各历史时期的城市化水平
朝代 年代 城市化率(%)
战国 公元前300年左右 15.9
西汉 公元2年 17.5
唐 745 20.8
南宋 1200年左右 22.0
清 1820 6.9
清 1893 7.7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10.6
 1957 15.4
 1978 17.9
 1983 21.6
 1984 23.0
 1990 26.4
 2000 36.2
 2010 47.5

  资料来源:赵冈著,《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相比之下,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庄园下,人口被固定在庄园里,不能自由迁移,欧洲的城市自然要小得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人们也是有迁徙自由的,到了1960年以后,这个自由就被收回了,结果就是从1960—1978年这将近20年间,城市化率几乎没有上升。20世纪80年代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不鼓励农民进城,城市化率只有小幅上升。到了90年代,政策上开始鼓励农民进城打工,城市化率才开始大幅增加。
迁徙自由不仅为城市发展创造了空间,也极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历史上,人口和土地是最重要的两大生产要素,土地天然是不能流动的,能流动的只能是人口。有了城乡人口的对流,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要好很多,从中也能产生很多的技术进步,这也就难怪唐宋时期的经济如此繁荣。此外,宋朝不仅允许人口迁徙,还允许在县治以下设市,涌现出很多小型的商业市镇,于是城市化率就更高,在盛唐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只可惜,这种繁荣的格局,从元朝以后中断了。直到19世纪中叶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通商以后,中国的城市发展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01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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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容器,还是磁体?
哪些地方能够“有容乃大”,成为吸引人们来定居的“磁体”,并且让人们“不愿离去”,化“他乡”为“故乡”,将决定未来中国城市经济的版图,亦将决定中国经济进一步成长的潜力。
周其仁教授出访以色列,传回随手拍的照片——在圣城耶路撒冷的山坡上,赫然排列着数不清的整齐的墓碑。据当地人讲,他们并不怎么避讳死亡。其实,陵墓和墓碑排列在城外的显眼位置甚至主要道路两侧,并不是特有现象。经济史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也记载,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之外,来访者首先遇到的也是一排排的陵墓。在通往城市的主要道路两侧,也往往是一排排的墓碑。
陵墓和安葬的重要性,在人类早期就已经显现,而且特别明显。早在旧石器时代,当时人类还以狩猎、采集、打鱼为生,过着随遇而安、颠沛流离的生活。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最早获得固定居住地的却不是努力工作的生者,而是已经逝去的人。墓地,是人类最早的定居所。“死者为大”,看来亦是古已有之。
据芒福德推测,因为逝者反复出现在人们的睡梦中,使得人们对于死去的人心存敬畏,甚至以为他们仍然活着,因而把他们的遗骸安葬。当时居无定所的人们,依然会经常回到墓地去祭祀,告慰死者,安慰生者。久而久之,墓地成为人们最早的聚集场所。至于生者与死者之间有怎样的交流,就不得而知了。人类不愧是有灵魂的物种,最早的聚集就是为了寻找灵魂的慰藉。
在人类的进化中,村庄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城市之前,村庄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的容器。城市出现以后,村庄依然起到重要的承载、辅助、缓冲的作用。在村庄之前,墓地的作用则尤为重要,因为这是最早的人类聚集的场所。
把墓地和村庄作个比较,会很有启发。村庄是静态的,历经千年而变化甚微;村庄也是封闭的,对于外来的、新生的事物,有排斥的本能。所谓“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描述的就是这种状态。而墓地则不太一样。人们回到墓地,并不是因为任何实际的利益,而是因为那里埋藏着寄托。墓地里容放的是有形的骸骨,带来的却是无形的吸引力。
刘易斯·芒福德在多方考察之后,认为墓地是城市的最早雏形。墓地和城市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是人们会反复回到这里。在这里,城市和墓地一样,具有强大的“磁体”功能。墓地早于村庄而存在,因此磁体功能亦是先于容器功能而存在的。从墓地进化到村庄,则是在磁体功能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容器功能。在这个演化过程中,人类从旧石器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磁体”功能先于“容器”功能的出现,或者反映了人类的最基本、最深层次的需求。后来的演化中,情况变得复杂,反而不容易分解了。不过,磁体和容器两种功能并存,却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少小离家老大回”,就体现了“故乡”的磁体功能。至于容器功能,则不必多说。迄今为止的文明演化,都在乡村或者城市中完成。而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大多是在城市里进行的。
工业革命以来,城市与乡村的相对位置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缩短了空间上的距离,封闭的村庄因而被“打开”。种植、建筑、加工制造、水电、医疗等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可以更大密度地聚集,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都大大增加了,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比例则大大下降了。在很多高收入国家,城市人口的比重达到90%以上。
在大规模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容器”和“磁体”功能都继续发挥作用。不同的是,城市的“磁体”功能变得相对更加重要。这是因为,在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中,人口的流动性也大幅增加。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人们会聚到哪里?聚到哪里,哪里就会繁荣。比如说,我们的人口往往聚集到行政首都,因为那里聚集着行政资源,以及相关的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资源。这里,行政资源是“磁体”吸引力的主要来源。
工业革命以来的另一重大变化,是人口的流动性增加。也就是说,人们并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城市,而是会停停走走,具有多个“故乡”。这意味着,城市必须持久保留吸引力,才能保持繁荣,否则就会衰落,沦为“铁锈”城市。比如说,曼彻斯特、底特律,都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历史名城,在工业和城市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现在则因为缺乏对新鲜血液的吸引力而一落千丈。相反,巴黎、伦敦、纽约、东京等城市,则持续保留了“磁体”的吸引力。
今天的中国,有5亿左右的城市户籍人口。在未来5—10年,或者更长时间内,会有另外5亿甚至更多的人到城市定居,其中的一半左右现在已经在城市里打拼。未来,哪些地方能够“有容乃大”,成为吸引人们来定居的“磁体”,并且让人们“不愿离去”,化“他乡”为“故乡”,将决定未来中国城市经济的版图,亦将决定中国经济进一步成长的潜力。
如此想来,城市是容器,更是磁体。
2015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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