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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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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下)》封面
书    名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下)
作    者
[英] E.P. 汤普森
译    者
钱乘旦,杨豫,潘兴明,何高藻
页    数
1033
ISBN
9787806571699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1-1
字    数
750000
标    签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下)

目录

  1. 1内容概要
  2. 2作者简介
  3. 3书籍目录
  1. 4媒体关注与评论
  2. 5编辑推荐
  3. 6书友评论
  1. 7下载地址
  2. 8正版图书
  3. 9相关书籍

内容概要

“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自己的形成中。”通过这部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领域的经典之作,作者选取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为考察对象,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历史,阐述了他关于阶级和阶级“形成”的理论。见解独到,反响巨大。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产生的:一方面,英国工人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苦难经历主要由费边主义和自由主义来塑造;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知识界产生了无视英国传统、脱离英国实际的倾向。而汤普森试图要做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英国的这段经历。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英国出现还有一个社会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劳动人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许多劳动人民子女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思想上相对左倾,对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抱有同情,他们对自己的父兄——曾用汗水浇灌了工业革命之花的普通劳动者追忆缅怀、又充满崇敬,同时又有一种神秘的好奇感,想在他们的经历中寻找自己的来源。这是一种“寻根热”,《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恰恰就满足了这种愿望。因此它的出现,既扎根在英国历史的传统中,又产生于时代特殊的召唤里。

作者简介

汤普森1924年出生在英格兰,父亲是作家兼诗人,在印度殖民地从事过教育工作,同情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与尼赫鲁等国大党领袖颇有私交。父母的思想对幼年汤普森很有影响;中学时期,他在一所卫斯理派私立学校读书,然后考进剑桥大学学习,这时,他加入了英国共产党。第二次世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部 自由之树
  第一章 成员无数
  第二章 基督徒与地狱魔王
  第三章 “魔鬼之窟”
  第四章 生而自由的英国人
  第五章 栽培自由之树第二部 受诅咒的亚当
  第六章 剥削
  第七章 农业工人
  第八章 工匠及其他
  第九章 织工
  第十章 生活水平和经历
  1 生活品
  2 住家
  3 生活
  4 儿童
  第十一章 十字架的转换力
  1 道德机器
  2 绝望中的千年至福
  第十二章 社会
  1 闲暇与人际关系
  2 互助之风
  3 爱尔兰人
  4 永世万代第三部 工人阶级的存在索引

媒体关注与评论

E.P.汤普森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1963年,英国史学界出现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一出版,立刻引起轰动,受到广泛重视。许多报刊杂志发表评论,各种书评纷至沓来。
  《泰晤士报》评论说,它“帮助人们重新想起工人阶级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苦恼、英雄事迹和理想追求,凡是对英国人民的历史进程感兴趣的人,都不可不读这本书。”
  《听众信箱》杂志说:“这是一部生气勃勃、有很高价值的历史著作,其中许多鲜明的观点,对当代众多的正统观点提出了重大的挑战。”
  《书评》杂志说:“这本书之所以引起争论,其原因也许仅仅是:许多人已经忘记摄政王时期和维多利亚女王早期英国局势有多么危险了,自哈蒙德夫妇的经典著作出现以来,这是研究那一时期最重要的一本专著。”
  
  《论坛报》称它是“一部真正的匠心之作。”
   《纽约书评》称它是一部“有绝对权威性、经久而重要的著作。”
  书的冲击波甚至越过大洋,穿过大海,在大西洋彼岸和大洋洲引起震动,它不仅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再版印刷,而且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几年中,它一版再版,风靡各国,成为20世纪西方历史学不多的几部创学派的开山作品之一。

编辑推荐

“你们正在和人类的敌人作拼死的斗争,不仅为你们自己-因为你们可能看不到那完美的自由之日,你们斗争,也是为正在吃奶的孩子。”——1796年伦敦通讯会对派往各地巡回代表的指示。
  “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自己的形成中。”通过这部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领域的经典之作,作者选取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为考察对象,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历史,阐述了他关于阶级和阶级“形成”的理论。见解独到,反响巨大。书中详尽地考察了工人阶级“经历”的每一个方面;从组织到政治活动,从宗教情绪到文化娱乐方式,最后得出结论:所有这些“工人阶级的经历”最终使多数英国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和雇主们的利益对立,从而形成了阶级。
  本商品封面图片为单册,套装图片请以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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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匿名书友2016-7-23 14:05:21

       1963年,英国史学界出现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一出版,立刻引起轰动,受到广泛重视。许多报刊杂志发表评论,各种书评纷至沓来。《泰晤士报》评论说,它“帮助人们重新想起工人阶级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苦恼、英雄事迹和理想追求,凡是对英国人民的历史进程感兴趣的人,都不可不读这本书。”《听众信箱》杂志说:“这是一部生气勃勃、有很高价值的历史著作,其中许多鲜明的观点,对当代众多的正统观点提出了重大的挑战。”《书评》杂志说:“这本书之所以引起争论,其原因也许仅仅是:许多人已经忘记摄政王时期和维多利亚女王早期英国局势有多么危险了,自哈蒙德夫妇的经典著作出现以来,这是研究那一时期最重要的一本专著。”《论坛报》称它是“一部真正的匠心之作”。书的冲击波甚至越过大洋,穿过大海,在大西洋彼岸和大洋洲引起震动,它不仅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再版印刷,而且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纽约书评》称它是一部“有绝对权威性、经久而重要的著作”;几年中,它一版再版,风靡各国,成为20世纪西方历史学不多的几部创学派的开山作品之一。          这部书的作者当时只有39岁,是利兹大学院外教育部的讲师。他在利维霍姆基金会的赞助下,花了好几年时间,搜寻了大量原始资料,查阅了各种有关书籍,最后写成一本洋洋几十万字的大书,取名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位作者,就是后来闻名世界史坛的当代历史学家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P.汤普森)。          汤普森1924年出生在英格兰,父亲是作家兼诗人,在印度殖民地从事过教育工作,同情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与尼赫鲁等国大党领袖颇有私交。父母的思想对幼年汤普森很有影响;中学时期,他在一所卫斯理派私立学校读书,然后考进剑桥大学学习,这时,他加入了英国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先后在北非、意大利和法国作战。他的哥哥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作战很英勇,晋升到上校,后来在战争中牺牲。哥哥对他的影响很大,战后,他曾与母亲共同写了一本追念哥哥的书,题名为《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共产党宣言》中的第一句话,用在这里,是一语双关。)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剑桥大学继续学业,同时也积极参加党的活动,并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国协助当地的战后重建工作。1956年,由于不满苏联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他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如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等共同退出共产党,这以后,他成了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对政治活动一直很有兴趣,曾参与起草“1968年五一宣言”,反对工党政府实行向右转政策。70年代,他又积极投入和平主义运动,是欧洲反核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汤普森的著作除《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外,还有两本历史学专著,一本是《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写的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威廉·莫里斯的生平;另一本是《辉格党人与猎人》,剖析18世纪英国社会冲突中一个典型的现象:偷猎活动。汤普森还发表过一些重要的历史学论文,它们虽然篇幅不大,但分量很重,并不亚于专著。它们多数涉及18世纪英国的社会问题,在历史学界很有影响。这些论文中特别重要的有:《时间、劳动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1967),《18世纪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学》(1971),《贵族的社会、平民的文化》(1974),《民间文学、人类学和社会史》(1978),《18世纪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1978),这些论文后来收归为一本书,题为《乡规民俗》。此外,汤普森还写了许多政论文、时事评论等,撰写过反战、反核武器的书。          相对来说,汤普森在历史学方面并不算“多产”,但他的学术影响远不可用数字来衡量。《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基本学术观点。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写的是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历史,而这段历史在英国史学界曾经被长期遗忘。          19世纪,辉格派历史学家在英国史坛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的观点代表着英国历史学的主流。辉格派史学家主要关心为英国的“宪政”寻找历史的合理性,因此他们把光荣革命以来的英国宪政史作为历史学的主要描述对象。在他们看来,以光荣革命为起点的英国近代史,是辉格党宪政理想的胜利史;这是一部伟大政治家的历史,记载着这些政治家的功勋,而正是这些政治家,继承和发扬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古老而光荣的“自由”传统,他们领导国家维护宪政、反抗“暴君”的统治。在辉格派的历史中,人民群众是没有地位的;即使有,也只是在遥远背景上隐约可见的一群暴民,可以受到任何一个政治派别的操纵和利用。辉格派史学家以马考澄恚溆跋煲恢毖有?0世纪。          下层人民被引进历史学大门是在19世纪末,引路人是费边社历史学家。费边派为了用历史来印证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工会运动上。在他们看来,工会是“工业民主”的寄居处,工人用工会的手段,可以逐渐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使社会主义稳步“渗入”资本主义。他们研究英国工会运动史,是为了说明民主的精神如何在工会这个组织里根深蒂固;向来就有“工业民主”传统的英国工人,有能力选出自己的代表,把他们送进议会,让他们代表工人管理国家。(参见西德尼和比阿特丽丝·韦伯夫妇著《工业民主》(1897)。)因此,他们的目标实际上是为建立工党、实行“工人参政”寻找历史根据,为“英国社会主义”即工会——费边社传统张扬正名。费边社历史学家是英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其早期代表是韦伯夫妇,在20世纪的代表是G.DH.科尔。          20世纪初,自由派历史学家也开始注意下层人民的历史,于是就产生了哈蒙德夫妇的“劳工三部曲”(《乡村工人》、《城市工人》和《技术工人》)。在政治上,自由派与辉格党有很深的渊源,在历史著作中,自由派也不能完全脱开辉格派的窠臼。哈蒙德夫妇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经历充满同情,对他们的苦难作了催人泪下的描述。他们认为:技术发明造成剥削,而剥削则引起反抗,因此,“这个时期的英国史读起来像是一部内战史。”(《技术工人》(伦敦和纽约,1979),第1页。)但他们认为:工人群众中一切带有暴力色彩的反抗都不是工人的本意,所有的暴力活动都是由托利党政府所雇佣的奸细“挑唆”的,托利党政府故意制造“暴力革命”的假相,目的是混淆视听,为镇压合法的改革运动寻找借口。由此可见,哈蒙德夫妇实际上是把劳动人民的历史纳入了宪政改革的轨道,把马考莱的党派偏见融入了英国劳工运动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开始在英国崭露头角,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史学流派。1952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创办《过去和现在》;不久后,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许多学者把马克思的著作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在许多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下层人民越来越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角,帝王将相终于不再霸占历史舞台,历史学家也似乎终于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了。不过,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注重早期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如莫里斯·多布关于资本主义形成问题的研究、罗德尼·希尔顿关于封建主义与农民问题的研究、克里斯托弗·希尔关于英国革命的研究等),而使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成了相对的研究空白。少数几个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工业资本主义,但又特别偏爱工厂制及其剥削后果(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关于工人问题的研究),而把哈蒙德夫妇开拓的领域长期留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60年代初,出现一批更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对“英国式的社会主义”感到失望,因而想全面否定英国工人的传统。他们认为这种传统不能在英国产生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不能产生有影响的革命政党,英国的传统是完全失败的,完全不值得留恋。他们主张抛弃英国的传统,转向“国际主义”,他们中一位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说:“我们再也不想挖掘自己的过去、去搜集进步的或其他什么历史的传统,来给英国的文化经验主义和政治合法主义脸上贴金了。……失望……把我们赶出英国,去寻找开发更广阔的文化天地,结果就有了国际主义这个理论园地。国际主义信念的基础是: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在19世纪中期诞生时至少汇集了三个不同国家的思想体系,即德国的哲学、法国的政治学和英国的经济学的话,那么它在20世纪中期自由而有成效的发展,也必须靠同样程度乃至更激烈地去突破国界。总之,我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一国的事。”(佩里·安德森:《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论战》(弗索版),第148—149页。)出于这种思想,他们对“英国社会主义(及人民斗争)的历史不感兴趣,而把注意力放在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一般理论问题上”。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产生的:一方面,英国工人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苦难经历主要由费边主义和自由主义来塑造;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知识界产生了无视英国传统、脱离英国实际的倾向。而汤普森试图要做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英国的这段经历。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英国出现还有一个社会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劳动人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许多劳动人民子女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思想上相对左倾,对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抱有同情,他们对自己的父兄——曾用汗水浇灌了工业革命之花的普通劳动者追忆缅怀、又充满崇敬,同时又有一种神秘的好奇感,想在他们的经历中寻找自己的来源。这是一种“寻根热”,《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恰恰就满足了这种愿望。因此它的出现,既扎根在英国历史的传统中,又产生于时代特殊的召唤里。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知识界普遍左倾,苏联的成长和西欧共产党的发展明显对他们产生影响,马克思的著作在学术界广泛流传,出现了像阿尔杜塞和萨特这样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其本身又有很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活动使西方出现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流派,“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各个学术领域进行研究,做出了一些学术性很强、并不为某个党派的特殊政治目的服务的研究成果。这些人特别重视人类活动中文化的因素,如传统、道德、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等等,这是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有些人称之为“文化马克思主义”。汤普森的书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中产生的。             汤普森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英国(乃至欧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代表作。它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不仅是因为作者自己这样说,许多读者这样认为,而且更因为书中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历史,重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下层人民的经历。          不过,汤普森对“阶级”有自己的理解,他在书中说:“我说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的),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原书第9页,下同)这就是汤普森给“阶级”下的定义。在这个定义里,我们可以看出:阶级的“存在”和阶级“觉悟”是同一的,存在不可能没有“觉悟”,觉悟本身就是“存在”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不可能只有阶级而没有觉悟,阶级不可能先于觉悟而存在。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或是在出生后的某个时候),他就被置于某种生产关系中,在这个关系中处于某种地位。但是,他对这种地位的认识并不与生俱有,他必须通过许多“经历”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当很多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感到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并时常对立时,他们就感到了共同的“存在”,也就是产生了集体的“觉悟”,只有在这个时候——在共同的“觉悟”产生之后,阶级才终于“形成”。因此,“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之间的差别是不存在的,有阶级就必须“自为”,没有觉悟的“阶级”是不可想象的。汤普森把“阶级”的概念与阶级觉悟及其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紧密地联系起来,反映了他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倾向。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为这样一个阶级的定义找到依据。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里谈到19世纪中叶法国的农民问题时曾说:“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3页。)根据这段话,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们解释说:这表明马克思认为,仅仅有经济“利益的同一性”还不够,阶级的“形成”,还必须加上“生活方式”、“教育程度”、“全国性的联系”、“政治组织”等等。这就证明“存在”本身还不足以成为阶级,阶级的“形成”必须有观念与思想意识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说过“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1页。),这表明,他们不认为无产者的“存在”就是工人阶级的存在,无产者必须“组织成为阶级”。             那么,如何才能“组织成为阶级”呢?答案是:通过工人的各种斗争,无产者逐步联合起来。个别的行动逐步发展成集体的行动,分散的活动逐步集结为有组织的活动,“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有些地方,斗争转变为起义”。“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愈来愈扩大的团结。这种团结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0页。)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用马克思的这些说法论证他们的阶级定义,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本书的理论背景。由此我们知道,为什么这本书被作者说成(也被多数评论家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作品。             从这个定义出发,汤普森把工人阶级的“经历”看做工人阶级“形成”的关键。汤普森说:“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第11页)。“经历”是“存在”与“觉悟”间的纽带,没有这些经历,意识就不会出现,“觉悟”就不会生成,阶级也就不能“形成”。所以,在这本洋洋数十万言的恢弘大作中,他详尽地考察了工人阶级“经历”中的每一个方面:从劳动到生活水平,从组织到政治活动,从宗教情绪到文化娱乐方式。所有这些,都包括在他的“工人阶级的经历”中,而正是这些经历,最终使“多数英国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和雇主们对立”(第11页),从而“形成”了阶级。我们在翻阅这部巨著时,将不会奇怪书中如何不厌其烦地叙述那么多看起来似乎是毫不相干的琐事,也不会奇怪那面面俱到、无所不包的细节如何会与工人阶级的“形成”有关。汤普森向我们阐述的,正是他关于阶级与阶级“形成”的一个理论,正如他所说:“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他们的手艺与传统也许已经消失,他们对新出现的工业社会持敌对态度……他们的集体主义理想也许只是空想,他们的造反密谋也许是有勇无谋;然而,是他们生活在那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而不是我们”;“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惟一的定义”(第11页,第12—13页)。             由此我们就不必奇怪:对工人在工业革命中的一切活动,汤普森几乎都抱一种同情的态度,而很少指责它们“落后”、“无远见”或“背叛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等等。这里的原因就在于:汤普森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英国工人的“经历”,而正是这些经历促进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我们已经知道这本书主要是表达汤普森关于阶级和阶级“形成”的理论,但由于它叙述的是英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其涵盖面又极其广泛,因此不可避免地牵涉到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有些问题是英国史学界长期争执不休的。对所有这些问题,汤普森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因此本书甫一问世,即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书的第一部写“18世纪留传下来的人民传统”(第12页),在汤普森看来,这些传统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清教非国教派的思想与组织传统,这从17世纪革命时期的“千年王国派”开始,经过班扬的《天路历程》和18世纪初的非国教教派组织,到18世纪中叶出现卫斯理宗。汤普森认为,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新教非国教教派经历了意识形态上的“后撤”,即从“千年王国派”坚强的战斗性后撤到18世纪非国教教派对“内在王国的反身自省”之上。汤普森说:“理解这种后撤——以及在后撤之后还剩下什么,下什么,对于理解18世纪的情况以及后来工人阶级政治活动中一个持久的因素非常关键”。          到18世纪,在革命的理想破灭之后,非国教教派不再要求建立“圣人的国家”,而是努力适应社会现实,力图与现成的制度达成妥协。在这种妥协中,它们丢弃了原则却保存了组织,使非国教传统得以传留下来。“这些教派在决意耐心地忍受‘现世之苦,”放弃其取得‘政府统治权’的希望时,却也能够把政治上的无所作为与一种蛰伏的激进主义结合起来,……一旦遇到比较合适的环境,它就会再次燃烧成燎原之火”(第30页)。这样,非国教的思想与组织传统成为19世纪工人反抗斗争的一个深刻的历史根源。          第二种传统是人民群众自发而无组织的反抗行为,主要表现为群众暴动、抢粮风潮、滋事骚乱等等。整个18世纪,这种人民的“直接行动”始终不断,尽管它无组织、混乱、涣散,而且时常表现为漫无目标,但“在每次这种形式的大众直接行动的背后,我们都能发现某些具有合法性的权利概念”。英国人民始终认为他们的权益是受到习惯的保护的,认为自己有权采取直接的行动匡正社会时弊、维护“道德经济学”,这为日后工人的斗争提供了历史依据。          第三种传统是英国人对“生而自由”的强烈认同以及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强烈自豪感。从17世纪革命时的平等派开始,经过18世纪的许多人民运动(戈登暴动、威尔克斯事件等)和许多贫民思想家(戈德温、斯彭斯等)的填补锻造,到潘恩那里终于发展为集大成。汤普森对潘恩的《人权论》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它在形成工人阶级意识方面起了无与伦比的作用。“《人权论》是英国工人运动的奠基之作”(第90页),它和班扬的《天路历程》一起,是英国工人的启蒙教科书(第五章)。             第四种传统就是法国大革命所激发的英国“雅各宾传统”。法国革命在英国造成深刻影响,培养了人民的平等共和意识。下层劳动者第一次感到自己有权参加国家的治理,因而引发出工人群众的激进运动。这种激进主义传统从18世纪90年代延续到19世纪中期,是构成工人阶级“经历”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法国大革命和英国民众激进主义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是潘恩的《人权论》,因此《人权论》在激进主义运动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以上四种传统就是英国工人阶级在“形成”时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主要遗产。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汤普森在探讨英国工人运动的成因时,并没有从理论到理论地进行某种教条式的演绎,他从英国历史的实际出发,着手于英国的特殊性,体现了英国历史学求实、实证的传统。             书的第二部分“从主观因素转向客观因素,即工业革命时期不同工人集团的亲身经历”(第12页)。这一部分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实在令人咋舌,表现了汤普森广阔的知识领域和深厚的史学功底。如果我们把它从书中抽出单独作为一本书出版,题名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经历》云云,它也会成为一本传世之作的,更何况它还组织在一个如此宏大的体系里,用以说明工人阶级的“形成”理论呢!          这里所说的“经历”包括以下这些方面:工资、物价、生活水平、劳动条件和劳动纪律、宗教与道德、休闲与娱乐、妇女与儿童、工会与互助会组织等等。所有这些内容,都最能体现“社会史”的研究范畴,汤普森自称是“社会史学家”,这在书中的这个部分最能充分地表现出来。文中广征博引,谈古论今,令人不得不对汤普森作为   “社会史学家”的崇高地位肃然起敬。          这一部分涉及到英国史学界长期争论的最重大问题之一——生活水平问题。还在工业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关于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问题就已经引起同时代人的争论。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引用官方各种资料说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亨利·梅休在英国各地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结果写成致《晨报》编辑部的82封信,也充分揭示了工人群众遭受的苦难。19世纪下半叶,许多中等阶级人道主义者继续这种社会调查,证明在当时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中,贫困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使费边社会主义者对工业革命中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哈蒙德夫妇也支持这种立场。但“乐观”派也大有人在,尤尔牧师1835年写的《工业哲学》是系统地阐述“乐观派”观点的最早一本著作,在以后几十年中,为这种观点辩护的人不断出现。20世纪初哈蒙德夫妇的“劳工三部曲”出版后,在生活水平问题上受到克拉潘的《现代英国经济史》的猛烈批判,这本书用大量统计数字得出一个“平均”的工人生活水平的曲线图,用以表明工人阶级的实际购买力提高了,因此其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乐观派”的观点在30年代占上风;到5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在这个问题上发起进攻,而“乐观派”则坚守阵地,一直论战到60年代初。就在这时,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了,为“悲观派”提供了强大的生力军。          汤普森认为:“平均”的生活水平是没有意义的,“平均”只说明抽象的工人,而每一个具体的工人,那些受苦受难、饥寒交迫的手织工、织袜工、剪绒工等等,他们的痛苦就被悄悄地埋没在这个“平均”水平之下,他们的苦难也就被完全掩饰了。他因此分门别类地逐一叙述各个工人集团在工业革命时期的生活状况,表明受工业革命影响最大的这些人,如何落到了贫困的深渊。除此之外,汤普森还指出:单纯的“量”不足以说明生活水平,“质”的因素必须考虑,而且也许更重要。即便某些工人在实际收入方面确实有所提高,但他们丧失了对自己劳动的控制权,丧失了“独立”,丧失了娱乐和休闲,丧失了与家人团聚在一起的天伦之乐,他们必须服从严格的劳动纪律,成为生产与机器所控制的仆人。这些代价,是补偿不了物质生活的某些改进的。汤普森以他“生活水平的质”的概念投入论战,使生活水平问题向更广阔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汤普森还讨论了卫斯理宗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卫斯理宗是18世纪中叶由国教内部产生的一个新教派,它重视在劳动人民中传播“福音”,引起下层人民狂热的“宗教复兴”。汤普森认为,卫斯理宗一方面改造了劳动人民桀骜不驯的性格,使他们成为有自制能力的新人,从而为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培养了第一代懂得服从和遵守纪律的工人。但另一方面,卫斯理宗为工业革命时在现实中总是遭受挫折(包括反抗斗争中失败)的工人提供了精神上的避难所,因为“强调来世的任何宗教都是失败者和失望者的千年王国”(第381—382页)。卫斯理宗由于不肯抛弃任何一个“被遗弃的人”,坚持在普通劳动人民中传播上帝的声音,因此得到劳动者的拥护,使他们在宗教中寻找到一丝慰藉。劳动者在卫斯理宗的小组讨论会、群众性的露天布道、野营传教活动以及担任地区及班组负责人和俗人传教士的工作中找到了自身的价值,从而为形成某种“觉悟”创造了条件。而且,所有这些形式又都为日后的工人运动提供了现成的借鉴,使他们获得了组织工作的经验。汤普森没有对卫斯理宗这样一剂“宗教鸦片”作简单了事的判决,而是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受苦人的角度来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卫斯理宗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发挥既作为剥削者的宗教又作为被剥削者的宗教这样双重的作用呢?”(第375页)             书的第三部分题为“工人阶级的存在”,实际上是写19世纪最初30年代工人阶级的政治史,“从卢德运动开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那些可歌可泣的年代。最后,还对19世纪20和30年代的政治理论和阶级觉悟的某些方面进行探讨”(第12页)。在这一部分中,作者满怀深情地描述了工人阶级有组织反抗的经历,在他的笔下,被统治者长期认定是“叛逆”、“罪犯”的工人运动领袖都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成为在本阶级解放事业中英勇献身的大无畏英雄。作者的同情心跃然落于纸上,他对工人阶级的每一种反抗形式都给予同情的评价,而不管它看起来是如何“原始”、如何鲁莽甚至不合情理。他认为那些就是英国工人在工业革命时期的主要经历,都导致工人阶级的最终“形成”。他不愿站在后人的高度上来指责前人的“幼稚”,他只愿依照他笔下那些人物的立场去理解他们那个时代。这种历史主义观点使他对“英国传统”充满了感情,读汤普森书的这一部分,就如同读一部英国工人的荷马史诗,其可歌可泣、英勇悲壮,令人泪下!   这一部分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英国工人是否有革命暴力的传统。哈蒙德夫妇否认这种传统,他们把19世纪最初二十年中一再出现的革命密谋乃至真实发生的武装起义都说成是托利党政府派遣的奸细人为造成的结果,其目的是为托利党的高压政策编造合理性,从而巩固托利党一党的统治。汤普森嘲笑这种说法,说政府派出数十万军队,疲于奔命,风声鹤唳,结果只是为捕捉连政府自己都不相信的暴动神话,这在一个有健全头脑的人,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如此,哈蒙德夫妇的说法却在史学界流行了几十年。汤普森详细追述了英国工人运动中每一次暴力活动的痕迹,他试图要做的,就是彻底纠正哈蒙德夫妇在党派偏见驱使下造成的历史扭曲。          最后应该说明,汤普森决不认为英国工人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反抗斗争仅仅是对生活条件恶化作出的反应,而哈蒙德夫妇、费边社知识分子乃至英共党员作家都曾作出过这种解释。汤普森强调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形式的重要性,强调非经济方面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强调阶级在客观因素的作用下被形成时又主观地形成自己的过程。             以上这些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本书的主要观点。由于它内容广泛,特点鲜明,因此自书出版之后,就一再受到各方关注,赞同和反对的意见层出不穷,形成经久不衰的史学大辩论。直至今天,在书出版三十多年后,凡研究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史,而不去看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仍旧行不通。这本书已成了这一时期英国社会史和劳工史的经典之作,是创学派的开山之举。三十多年中,围绕着汤普森提出的许多问题,英国史学界展开了持久的讨论,引发出一大批专门著作,其中有一些已经产生很大影响,形成一个明显的学术派别。即使是反对汤普森的人,无论是从“左”的还是从右的方面反对,他们也都不得不在汤普森提出的问题范围内发难,以求攻其一点。汤普森的这本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仍然发挥巨大的影响。它的影响甚至已经超越英国历史的范围了,它提出了全世界(至少是欧洲)早期工人运动史上许多带普遍性的问题,还有工业化时期许多国家都会产生的某些问题,因此它的理论框架甚至可适用于英国以外的国家。由此,《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取得了国际声誉,汤普森也跻身于国际最知名的当代历史学家之列。他的书已翻译成许多文字,成了全世界共同的文化瑰宝。          但这样一部杰出的作品,却到80年代初才为我国历史学界所闻。当时首批来华作学术访问的英美学者,发现中国史学界竟无人知道这本书以及这本书的作者时,显然是大吃一惊。中国的门户关得太紧了,中国与世界隔绝了太久!文化本来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隔绝自己,只会造成自己的落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交往日密,文化与学术沟通也日趋增强。中国逐渐了解世界,世界也逐渐了解中国。本来有许多隔阂是文化上的差异造成的,增进文化交往,能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进步。          80年代初,我在美国买到这本书;不久英国友人赠给我们的书中,也包括这本书。知道汤普森的中国人逐渐多起来,国内好多单位也开始购进他的作品。然而能够用英文阅读并且接近这本书的人终究是少数,出一个中文本似乎成了需要。1985年,汤普森教授和他的夫人(多萝茜·汤普森,也是一位历史学家)访问中国,在南京大学作短期讲学。当时,所有在校的外国留学生(十几个国家,一百多人)听说他来了,竟全体出动听他演讲,足见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巨大影响。于是,我们更加认识到应该翻译这部作品,让它为更多的中国人所知晓。翻译的建议提出来了,得到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还在我的老师蒋孟引先生在世时,就已经规划翻译方案。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的翻译工作竟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完成,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憾事。             翻译工作最终是由我们几个中青年学子承担的,我们几个人,都学过英国史专业,对英国历史比较了解,而且和汤普森教授有过交往,至少是亲耳聆听过他的课。但翻译这本书还是有很大的困难,除了专业知识方面的欠缺外,还加上他的文笔太好,通篇竟如同一部哲学性很强的叙事散文诗一般!〔他年轻时曾想当一名诗人。美国历史学家亨利·阿贝洛夫曾经说:书名中“形成”(Making)这个词暗含着汤普森对文学创作的向往,因为在古英语中,写诗的人可以被称作“创作家”(Maker),这两个词在英文中都出自“make”。(参看阿贝洛夫:《评〈理论的贫困〉》,载《历史理论》,第21期,1982年。)〕另外,他引用的史料中,有许多是当时下层人民的俚语、口语,甚至文字不通之语,为保留史料的准确性,他对此全都不加处理,这又增加了翻译工作的难度。虽然我们竭尽全力希望译好,但也许还是力不从心,在这里特请读者和作者原谅。

  • 匿名书友2015-10-15 11:11:24

      此书蒙多年前湘姐推荐,稍有接触。但生性懒散,迟迟未毕。近日幸为作业所迫,得以阅毕。间有不解,复览而明。   想我国朝新时代之工人阶级渐次形成,蚁族工蜂、白领蓝翔,不绝于耳;血泪呼号,不减英伦。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不禁掩卷为之恻然耳。   公元两千零一十一年十月夜,记于合众国圣路易。   公元两千零一十二年秋改毕。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3. 848. Pp.      “Nevertheless, when every caution has been made, the outstanding fact of the period between 1790 and 1830 is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This is revealed, first, in the growth of class-consciousness,” and “second, in the growth of corresponding forms of political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p.194). E.P. Thompson’s book tells us about how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coalesced in the period from the 1790s to the 1830s. Thompson provides us with abundant details about the varieties of lived experience of the English workers at that time to show how they could come to regard themselves as sharing a common “experience.” He sketches a scene of the struggles of these workers, revealing their screams, their cries, and their history, which was full of blood and tears. Based on the focus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issues and class-consciousness, the author makes a case for class as a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in a way that departs from “orthodox” Marxism.   The book begins with “The Liberty Tree,” the culturally available resources left by British history. These include the tradition of Dissent, which included dominations such as the Independents, Presbyterians, Congregationalists, Quakers, and Baptists (modified by Methodist revival), which could “combine political quietism with a kind of slumbering Radicalism” (p.30); the traditional notions of the “birth-right” of Englishmen; and the ambiguous tradition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Mob” (pp.24-25). Riots, the mob, and popular notions of “free-born” rights are viewed as “sub-political” traditions (p.59). Thompson finds that the London crowd should not be simply identified as ruffians or a part of criminal element, but he also emphasizes that we can observe the crowd well from concrete issues. For example, the Gordon Riots of 1780 clearly showed the three phases that popular agitation would pass through (p.71). Beside the agitated institution, the obscure feeling of defending rights is also crucial. In this section, the influential views of Thomas Paine play a key role: “We can almost say that Paine established a new framework within which Radicalism was confined for nearly 100 years, as clear and as well defined as the constitutionalism which it replaced” (p.94). However, with the suppress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Jacobins, the disorganized and persecuted working people struggled to hold their organization, thus societies such as Sheffield, including their rights-claiming etc. are discussed in the book.   Part Two, “The Curse of Adam,” examines some personal/private experiences (living standards: goods, homes, life, childhood) of different kinds and groups of workers. Their achievements and their painful lives reflect new kinds of working disciplines and working characteristics. Unlike the Dissenting sects, the Methodists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a special way: In addition to the forms of popular meetings they provided, Methodist practices included the “collection of penny subscriptions and the ‘tickets,’ so frequently borrowed by radical and trade union organizations, but also an experience of efficient centralised organization” (pp.43-44).   The third part, “The Working-class Presence,” covers the varieties of riots and movements, relating to the people who engaged in them: Chartists, Owenites, Radical Westminster Committee, Edward Despard, Informers (turncoats or mercenary volunteers, nit an organized group though), Croppers, Stockingers, etc. Thompson finds that the secret political tradition, suffering from its weakness in propaganda (secretive and small-scale) and suspicious environment, could not survive unless it joined with the secret industrial tradition (p.494). And of course the Luddite movement should be highly noticed as this kind of joint character, given its organization. The sources of Thompson’s narrate are appealing: it is based on an abundant source base of pamphlets, archives, public and governmental records, periodicals, etc., and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expanding the classical Marxism theory. The interpretive framework of the book, with the depiction of details which were supported by the documents and resources, becomes very powerful.   In what follows, I would like to analyze three aspects of Thompson’s book. First,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ompson’s revision of Marxist theory (or the context of Marxist doctrine), which innovates on the historical phenomenon and the outcome of experience away from an economic-determined explanation, should be deeply affirmed. It could be viewed as an alternative way of analyz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Many scholars find that Thompson abandons the economic determinism of traditional Marxism, in favor of what could be called a kind of cultural Marxism. I would argue that even cultural and political determinisms are rejected by Thompson. The historically-conditioned relationships that inform experie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class consciousness are of crucial importance for Thompson. William H. Sewell, Jr. points out that Thompson adopts a much looser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of economic conditions to social experience and consciousness. (“How Classes Are Mad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E. P. Thompson’s Theory of Working-Class Formation,” in Harvey J. Kaye and Keith McClelland eds. E. P. Thomps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 Press, 1990, pp.50-77.) Sewell, however, also finds that Thompson fails to face the productive relations in which the working class actually existed. In so doing, Thompson implicitly affirms what he wants to deny: the class, which is economically structured, is independent from the workers’ consciousness. As a way of moving past the problem of the class struggle and productive relations, I would like to argue that class could be regarded as a kind of personal identity, which is not fully generated by productive relations. The common experiences of workers, as Thompson argues, will lead them to “feel and articulate the identity of their interests as between themselves.” (p.9) While Raymond Williams defines culture as a whole way of life, Thompson views it as a struggle of different ways of living. It is in this meaning that the common experience and identity of workers are formed.   Second, by highlighting this kind of identity and daily life, Thompson actually keeps on inaugurating a new kind of historical writing, which would later become known as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The influence of Thompson’s work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is significant. On the one hand, in the wake of scholars such as Richard H. Tawney, “history from below” had become a pursuit for British historians. On the other hand, cultural history borrows from the older tradition of German historiography knraphy known as “Kulturgeschichte.” Jacob Burckhardt’s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shows various lives in the Italian cities during the Renaissance. Johan Huizinga’s 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had already shown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mentality in an age. The study of collective memory was on its way to prominence (and was largely developed by the French scholars). At this point, the work of Thompson leads and enhances the trend toward the study of daily lives, memory and popular culture.   The studies about construction of custom, culture, mentality, crowd, and class were raised in the next several decades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Thompson’s work. Thompson’s work also has had a deep influence on German scholars’ interest in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the daily lives of historical subjects (e.g. class relations) by cultural perspective (e.g., H. Medick, A. Lüdtke, D. Sabean, G. Sider). The 1960s were a period dominated by structuralism, but Thompson tries to save the stockingers, croppers, weavers, and artisans from an unfair historical ideology by depicting specific activities of the workers who assembled to criticize the Bible in the factory, to discuss politics in the pub, to form their own organizations, etc. Sewell finds that Thompson actually uses synchronic depictions broadly but that he disguises them within an explicitly diachronic approach. It could be argued, however, that Thompson actually finds structure to exist in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His insistence of explicating diachrony should be viewed as a rebellion against the form of structuralism popular at that time, rather than an approach that he really ignores or rejects.   Third, the evidence Thompson supplies lends considerable support to his overall framework. Thompson reveals the relative poverty of workers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for instance, even the cotton-spinners in 1818 Manchester, who, after their payments were deducted, were only left with 18s. 4d. (pp.243-244). Beginning with the miserable story of Thomas Hardy, the author rescues the working class status from what he calls the “condescension of posterity” (p.12). As Chengdan Qian has noted, the discourses of Fabianism and liberalism influenced the pessimistic historical views towards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in the industrial process. (“From Weber to Thompson,” History of the World 6, 1984) Liberal historians would even contend that the Tory government appealed to the illusory threat of “violent revolution” in order to justify to the suppression of the political reforms.   In fact, Thompson compels us to notice two different kinds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riots in Britain: “spontaneous popular direct action” and “the deliberate use of the crowd as an instrument of pressure, by persons ‘above’ or apart from the crowd.” (pp.62-63). “Traditional” Marxists, for their part, tend to ignore the role of British traditions. Against whom is Thompson arguing? It is obviously that the New Left tries to reinterpret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England. The Whigs’ clichés that lower people and the riots are meaningless should be abandoned. The focus on the working-class movement supplied by Fabianist historians and liberal historians’ sympathy toward workers’ resistance (against economic exploitation and political oppression) are inherited by Thompson. At the same time, he quarrels with the trend of obscuring the agency of worker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here is the Fabian orthodoxy, in which the great majority of working people are seen as passive victims of laissez faire,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handful of far-sighted organizers” (p.12). In addition, “there is the orthodoxy of the empirical economic historians, in which working people are seen as a labour force, as migrants, or as the data for statistical series” (p.12). Thompson also resists what he regards as the error of reading history “in the light of subsequent preoccupations”: “There is the ‘Pilgrim’s Progress’ orthodoxy, in which the period is ransacked for forerunners” (p.12). Or,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whe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as encountering the problems of ‘take-off’,” “the generations of workers between 1790 and 1840 sacrificed some, or all, of their prospects of increased consumption to the future” (p.204). We cannot sacrifice the experience of the individual workers in the interest of “improvement” or “progress” based on economic developments at that time. Nor can we obscure differences out of regard for the welfare state or the happiness of “majorities.”   In addition to the classified analysis, Thompson is also concerned with showing how the religious or spiritual concerns affected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class formation. What role did Methodism play in the “making” of the working class? Thompson denies that at first “Methodism was no more than a nursing-ground for Radical and trade union organizers” (p.41). But at another level, “Methodism was in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a growth in the self-confidence and capacity for organization of working people,” as Sauthey indicated in 1820. Thompson goes on to argue that “throughout the early history of Methodism we can see a shaping democratic spirit which struggled against the doctrines and organizational forms which Wesley imposed” (p.42). Organizational function seems to be crucial in distinguishing Methodism from other religious sects, given “the temporary permeation of Methodism by some of the self-governing traditions of Dissent, and the transmission to working-class societies of forms of organization peculiar to the Methodist Connexion” (p.43). Even if the function of Methodism in shaping the working class is obvious, Thompson still does not attribute all the efficacies of class forming to Methodism. He cites Sauthey to reveal that the Methodists made of religion “a thing of sensation and passion, craving perceptually for sympathy and stimulants.” Of course, he argues that compared to other religious, Methodist theology “was better suited than any other to serve as the religion of a proletariat … to feel themselves to be ‘elected’” (p.362). From the case of Methodism, we can see Thompson in fact shows the procedures that “make” class by both organizational manipulation and spiritual foundation. These two parts show both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Thompson’s “making” theory is therefore not just a simple “determination” or “cultural Marxism.”   Thompson’s narrative abounds with individuals full of emotion and unique experience, real men and women, and concrete daily lives. He punctuates his narrative with dramatic plots. Dissatisfied with the fact that “nearly all the classic accounts by contemporaries of condition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re based on the cotton industry,” (p.192) Thompson, with the ambition of “seeking to rescue the poor stockinger, the Luddite cropper, the ‘obsolete’ hand-loom weaver, the ‘Utopian’ artisan, and even the deluded follower of Joanna Southcott” from “the enormous condescension of posterity,” (p.12) seeks to discuss these kinds of workers one by one. Yet, only the weaver and the artisan are discussed specifically, thereby leaving the stockinger and the cropper in relative obscurity, even though he argues for thei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e categories of workers surely influence the organization of their movements and their political tendencies. As Thompson observes, “Jacobinism…struck root most deeply among artisans. Luddism was the work of skilled men in small workshops. From 1817 onwards to Chartism, the outworkers in the north and the Midlands were as prominent in every radical agitation as the factory hands” (p.193). It is therefore crucial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ose categories. It is also curious that Thompson does not explore the division found in the master-servant relationship that he established before. Categories of servants included farm servants (hired by the year or the quarter), regular labour-force (more or less fully employed the year round), casual labour (paid by day-rate or piece-rate) and more or less skilled specialists (might contract to job) (p.215). Although this would make Thompson’s task much more difficult, describing these hinds of workers one-by-one would produce a more convincing result, whether from a statistics standpoint or from a more qualitative perspective.   Thompson argues that “collective self-consciousness was indeed the great spiritual gain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 830). Hence, the Chartists, never forgetting to get the vote, served as the key points of political power or social control. So I insist on the useful conception of “experience,” which indicates the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rise of the working class’s self-consciousness. Collective experience is not the only factor in deciding the formation of class, but it is nevertheless a basic factor. Why did workers view themselves as a new class? The benefits, the ways of life, the degree of education, and broad connections (and if there wer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things will be better) could propel a “class” from “experience” (social being) to “consciousness” (social consciousness). Thompson’s work indicates a “conscious” realm and an implied “agency” by emphasizing the feeling and identity of workers and their activities/practices. He mentions in many places to express his opinions of those kinds of feelings: “When we speak of ‘imagery’ we mean much more than figures of speech in which ulterior motives were ‘clothed.’ …The imagery is itself evidence of powerful subjective motivations, fully as ‘real’ as the objective, fully as effective, as we see repeatedly in the history of Puritanism, in their historical agency.”…“It’s the sign of how men felt and hoped, loved and hated, and of how they preserved certain values in the very texture of their language” (p.49). He uncovers workers’ voices by engaging the concrete experience of ordinary people. Radicals, journalists, workers, and Owenites all vividly wrote and read, from newspapers to pamphlets, to handbills. That is the reason why small groups or communities could finally become a real class. T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ompson and Louis Althusser. Only based on the confidence of “agency,” we can find, as the workers themselves announced: “That the number of our Members be unlimited” (p.21).      Boyi Chen(Department of History,Wash U)

  • 匿名书友2016-5-6 0:13:39

      片断一:有关本书写作手法   第一部写传统源流,第二部写客观环境和状况,第三部写运动事件,即形成的过程:所谓“making from events”。   “思想源流-客观环境-形成过程”是历史文化研究的有效写作模式,参见《想象的共同体》。      片断二:有关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   作者采用历史社会学的手法,能够回到海量的第一手初始资料,从实际在地状况中重新审视和发现出相对更加客观的结论。   社会学作为非常重要田野调查和实证统计归纳的社会科学,在思考方法上同凭借灵感和“空想”的人文学科差别巨大,这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历史社会研究中更为有效和真实。然而,历史社会研究中的“真理”往往出于人文学科的“空想”,因此基于海量原初资料的社会学分析在历史研究中显得更加宝贵。   汤普森本书的发表,驳回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专注工厂的理论,乐观派作出的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提高的结论,证明了费边主义作出的工人阶级悲惨状况的回溯。这种状况让人们深切体会到,人文空想面对实证研究是多么的脆弱。而这种实证研究,又必须是基于海量原初资料的社会学研究,否则如乐观派一般只是得出片面技术统计之后的空想。   普通实证研究之所以经常因“缺乏人文关怀”被人们批评,常常是由于其“实证”不过是片面的技术统计,而其空想则由于这些确凿的技术统计而让空想者过于自信乃至傲慢。由于人的复杂性,对于人的研究往往出于某些小的误差或某些属性的忽略而使结论如蝴蝶效应般的差异巨大,自然难谈“正确”。这些片面的“实证”导致的“无正确”结论结合傲慢,自然缺乏人文关怀。   由此我们自己在学习研究文化理论的时候,也应当注意到理论仅仅是理论,可以作为视角,不可代替实证在地研究。做学术时切不可把现象和事实套入理论,就认为是理论“得到证明”大功告成了。文化理论作为一种人文主义的批判理论,更加有注重个体人文修养的哲学性,而不是群体社科研究的科学性。      片断三:有关决定性   决定性并不是一个一维线性的流程。而能动性也不仅仅是一个起加速延缓作用的调节器。   决定性一端的“因”导向的是有限范围却无限可能的“果”,而决定性另一端的“果”也是由有限范围却无限分支的“因”导致的。因此决定过程至少是二维的。而因果两端的那些无限分支的状态,却会被众多难以确定的“能动性”左右。这些不确定的能动性造成了决定过程的第三维。在这三维的决定过程中,我们如何好说一维的那个“主要的”因果关系是“决定性”的呢?   例如资本主义逻辑的形成,可以演变为英国的工党改良主义,可以演变为俄国的工人革命,可以演变为中国的训政建设。面对如此不同的“果”,汤普森认为,所谓的“决定性”根本不是决定性,至少不配作为决定性。   在三维的形成过程中,决定性的终点显然不是早就被逻辑推定的客观自然的概念。能动性在此不只是能动而是起到了“共同决定”的作用。      片断四:有关下层文化   马克思传统理论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二元的决定和能动关系中,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生活形态。汤普森在描述了第三元,文化特别是下层文化的作用。   后人研究历史时,往往只能在历史书写中读到上层建筑的叙述:政治、军事、“伟大的”艺术、“文明的”生活方式。而实际上,上层建筑能否直接作用到历史书写之外的广大下等贱民,相当值得疑问。在近几十年兴起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我们就能体会到,如不是学者们“刻意挖掘”历史的边角料,我们永远也不会想象得到当时的社会是那样的形态。   处于“进化的”上层建筑历史书写之外的下层文化,拥有自主的一套文化逻辑和秩序。正如书中提到的,19世纪英国富人区的居民对于隔壁贫民窟居民的了解不会比他们对中国人的了解多。如此自主的下层文化,完全可以不受上层建筑变化的影响,如果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这样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基础异质变化或者大革命这样狂热于改造世界的民粹激进运动。   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更多的是源于其下层文化传统而非产业工人阶级新环境。因此,工人运动的主力往往是手工匠而非产业工人。我们在定义“工人阶级”之时,如果把标准基于“下层”而非生产资料经济所有制,就能够非常合理自然地把英国的工匠、中国的农民纳入“底层阶级”。如果不是如此,工匠就是小资产阶级,农民是“落后于时代”的农民阶级,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就会大打折扣。   由此推及当前的左派关注领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由于关注对象是由生产资料经济所有制来区分的,所以左派理论从当初关切底层产业工人的生存权利,变成关切同样“无产”却生活无忧的中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环境下的精神桎梏,进而转向对少数派“异端”的权利的关注。如果我们让马克思主义的原点回到对基于文化的下层人民的关切,那么我们现在的关切对象就会是相应的中国的农民、非洲的难民、拉美化国家受到的剥削等等。这样仿佛比关注同性恋、女权、消费社会更加“马克思”。当然,如果我们已然处在中产阶级为主流的社会中,我们是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关注点放在中产阶级受到的文化压迫上。

  • 匿名书友2016-1-25 18:09:45

      ‘1 重视文化传统因素。2 阶级是历史上实际发生的社会关系。3 区别阶级经验和阶级意识。4 阶级形成和工业革命的关系’   汤普森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区别。      ‘如果能记住阶级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东西,那就不会这样来思考问题了,……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惟一的定义。”在他看来,生产关系是一个阶级社会中人们之间所有的关系,基础同时也就是上层建筑。’   阶级并非一种作为客观物质的属性,而是活生生的人与人的状态。      ‘手工纺织工人在人数上仍然多于棉纺织工厂和丝厂纺织的工人总数。工厂工人远不是工业革命的长子,而是后来(40年代)出现的。工匠是工业革命初期劳工运动主力,工人阶级是在作坊而非工厂内诞生的’   工人阶级的身份并非出于经济划分。      ‘也许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有助于说明统治阶级的制度与意识形态,有助于说明支撑其统治及权力的结构模式,但是它不适合用于对被统治阶级的描述。因为被统治阶级的风俗习惯和思想价值观是内在于生产模式之中的(完全不同于统治阶级的),是与他们自身日常生活更替的过程及他们自身的物质条件相整合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实践常常构成了他们的生产活动自身。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关怀,才引出了“经历”(Experience)——汤普森最有名也最富争议性的理论概念。’   下层文化的自主性,即下层的文化并不严格结构于上层建筑中。      ‘当他们还在宗教教义中表达自己的愿望,认为自己与雇主还同属于上帝的子民,还沉醉于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梦想时,他们还没有形成阶级。光有物质利益的对立或社会存在,还不能形成阶级;只有当工人们意识到这种对立,而意识到这种对立构成现代社会中人的关系的主轴时,阶级才产生。’   想象的共同体——共同认同意识的重要性。      ‘如果阶级经验看上去是被决定的,阶级意识则不是’   能动不是被决定的。      ‘我们可以说具有相似经历的相似职业集团对问题会作出合乎逻辑的相似反应,但决不能说这里面有“规律”。阶级觉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以相同的方式出现,但决不会有完全相同的方式。   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唯一的定义。’   决定性并非如此决定。能动的经历更加决定。      ‘人们有可能形成他们自己的一些东西,而不是完全由历史来形成“他们”。’   能动性不仅仅能动,毕竟具体形态几乎全是“能动”出来的。      ‘汤普森的理论纠正了在他之前纯粹以计量方法分析物质财富来划分阶级的偏颇。后者以精确的定量分析来为阶级划分、生活品质等等问题定性,无法说明工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无法展示历史过程是人的创造过程这一事实,这一切,都有违马克思主义的本义。’   活生生的人是无法被计算的,因为人太复杂,蝴蝶效应使得对人的计算漏洞百出。经济即使最为关键,也不能作为可供唯一化约的因素。      ‘他拒绝威廉斯将文化定义为“整个生活方式”(a whole way of life),而视文化为一种不同生活方式间的斗争。汤普森的文化更多是由处于社会阶级范围中相互竞争的利益与力量间的摩擦、碰撞所构成的。’   文化的斗争性——将后人引至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没有一种先验优良的生活方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强迫人们告别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就形成强制,就会引起抗拒。就这点而言,汤普森持的是生活理想的不可通约的多元论立场,而不是理性主义的立场。’   文化无高下。      ‘汤普森相信,“工业革命时期,人们失败了的某些事业,也许能让我们看清至今仍须整治的某些社会弊病”,并且,那些在英国失败了的事业,说不定会在仍然面临工业化带来的种种问题的亚洲或非洲取得胜利。因此,叙述、分析失败者的历史可能是实践历史学价值更为有效的手段。’   成功者之外的历史也许更加重要。      ‘当农场主成为绅士的时候,他们的劳工都变成了奴隶。’   不只是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是整个生活形态的变化。而社会生活状态的属性也绝不仅仅是有关生活水平,而更加有关生活方式。      ‘卫斯理宗的神学依靠其杂乱无章的机会主义,成为比任何别的神学都更适合于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宗教。’   人民需要蛊惑。      ‘汤普森对于道德经济学的研究给了一个历史社会学的新角度。当经济上的压迫触到了道德经济学的底线,即人们道德承受的阈值,暴动就成为自然合理的,英王甚至会因为道德经济学而承认其治下的暴动为合法。’   资本主义逻辑,则穿越了道德经济学的底线。这才是经济危机频发的文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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