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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底气》

《民国的底气》封面
书    名
民国的底气
作    者
落尘
译    者
 
页    数
 
ISBN
9787304051518
出版社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1-7
字    数
 
标    签
民国的底气人物,民国的底气的思维导图,民国的底气辜鸿铭

目录

  1. 1编辑推荐
  2. 2前言
  3. 3内容概要
  4. 4书籍目录
  1. 5章节摘录
  2. 6作者简介
  3. 7书友评论
  4. 8下载地址
  1. 9正版图书
  2. 10相关书籍
落尘编写的这本《民国的底气》记述了辜鸿铭、陈寅恪、钱玄同、傅斯年等人的学识才华、轶闻掌故和精神风骨,作品中充盈着清气、正气。故事精彩纷呈,人物可敬可佩。
  这是一本介于学术和通俗读物之间的图书,或者说,它力图在两者之间打通壁垒,架起一座桥梁。通俗读物往往太缺乏根柢,学术书籍又常常艰深枯燥。既给人轻松愉悦的阅读快感,又能给人以精神上的深度拓展和启迪,这恐怕就是作者的写作企图。 主题:民国的底气人物,民国的底气的思维导图,民国的底气辜鸿铭。
提起民国文人,总会想起另一个战乱纷仍的年代和那个时代里任真率性、砥砺风发的文人。三曹,建安七子,嵇康、阮籍、谢安,一个个名字,仿佛一串串风铃,在岁月的幽深杳邈处轻轻地摇响。还有《世说新语》里描写的那些人物和故事。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聪明而又擅长玄理,起初他并不认识嵇康。后来钟会邀请当时的名流,一起去找嵇康。嵇康正在大树下打铁,向秀帮他拉风箱。见钟会来了,嵇康依旧挥锤打铁,旁若无人,很长时间也不和钟会说话。钟会起身离去,嵇康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刘伶常纵酒放达,有时脱去衣服,赤身裸体地待在屋子里。有人看到后就讥笑他,刘伶说:“我把天地当做房屋,把房屋当做衣裤,你们怎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了!”)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伤惶,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子猷住在山阴。一天夜里大雪纷飞,他一觉醒来,打开窗户,命仆人斟上酒。他看到四面皎洁的月光,于是感到神思彷徨,吟咏起左思的《招隐诗》。忽然他想念起好友戴安道,当时戴远在剡县,王即刻乘小船连夜前往。经过一夜才到,至门前王却又转身返回。有人问他缘故,王说:“我本乘兴而来,现在兴致已尽,自然返回,为何一定要见戴安道呢?”)
  儒、释、道三者互渗互补,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中国人的思维重视的一贯是现实的人生,也正因为如此,强调礼制、伦理的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一方面,无论是苦还是乐,是安定还是离乱,它使中国人的生存总能落在实处。但是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又太过人文主义,它对人类社会之外的世界没有兴趣,甚至妨碍这种兴趣,这又使浸淫儒家文化太深的中国人的生存过分地胶着于现实,缺乏对于生命参透领悟后的通脱和自在。作为地道的土生土长的中国文化,幸而,我们有“朦胧的老子和光辉而又可爱的庄子的伟大反叛”。
  历史仿佛一台大戏,一场大幕合上,另一场大幕拉开,生旦净末丑悉数登场,而深受老庄玄学影响的魏晋文人,无疑是在这个舞台上用成人的智慧演绎着孩童的率性和纯真,相对于中国儒教文化所教导的“温柔敦厚”,他们的喜怒哀乐总是更有血性,也更见真性情,仿佛孩童的哭笑嬉闹,打破了成人世界的严肃和沉闷。令许多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国文化史上这抹明亮清隽背后的底色竟是不断的战火和离乱,也许正应了赵翼的那句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辜鸿铭说,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而中国文化,即使在国家民族最危难的时刻,也总能为我们培育出一些心怀苍生,进则可运筹帷幄、力挽狂澜,退则可著书立传或归隐田园,从容出入于儒、释、道三家的奇男子,以及温婉贤淑、才智超卓、有胆有识,平日里却又甘于默默隐于男性身后的好女子,也许只有他们,才堪称中华民族的脊梁。
  嵇康临刑前,神色不变,索琴弹奏《广陵散》,曲终曰:“《广陵散》于今绝矣!”不过那一代人的风骨却并没有断绝,就像中国水墨山水画中的飞流,或湍急,或潺缓,却总是形断而意不断,经唐、宋、明、清,至1 500年后的民国,终于再次汇滴成河,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鲁迅、陈寅恪、傅斯年……每个人身后都是斑斓丰富的人生和述说不尽的传奇。
  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碍于徐父和胡适的情面,只得答应。但在婚礼上,梁说:“徐志摩,你是一个有相当天才的人,父兄师友,对于你有无穷的期许,我要问你,两性情爱以外,还有你应该做的事情没有?……陆小曼,你既已和志摩做伴侣,如何积极地鼓舞他,做他应做的事业,我们对于你,有重大的期待和责备,你知道吗?以后可不能再分他的心,阻碍他的工作……”证婚词变成训词,在场宾客尽皆愕然。实则梁一片苦心,爱怜徐之才情,不愿见其“陷于没顶”,才予以二人棒喝。
  事后,梁启超说:“我平生演讲无数次,唯有这一次最为特别。”徐志摩说:“我听了先生多少次课、谈话,唯独这次最铭心刻骨。”
  一次鲁迅去理发,理发师见他长袍布鞋,其貌不扬,便胡乱地给他理完,鲁迅毫不生气,随手从衣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塞在理发师手里,数也不数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鲁迅还是那身打扮又来到这里,那位理发师立即上去殷勤招呼,耐心细致地给他理好头发,鲁迅掏出钱来一个一个地数给他。理发师十分纳闷,问他为何上次理得不好多给钱,这次理得认真反而少给钱,鲁迅先生答道:“您上回马马虎虎地理,我就马马虎虎地给点;这回认认真真地理,我就认认真真地给。”
  国学大师黄侃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一次,黄侃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并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不同的性格和人生选择,不同的生活历程和学术渊源,交织出一段段趣闻逸事,那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远承魏晋之后,以独立姿态演奏出的最后一个华彩乐章。
  本书以风骨为准绳,选取十二位或为人熟知、或为人所少闻的民国教授学者,采用参差忽见的笔法,融会贯通,以小见大,意欲从这十二位教授中投射出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从一件件趣闻逸事入手,来探寻他们的生命体验和终极关怀,力图描摹出那个剧烈动荡变革年代中,文化和人生辗转零落的吉光片羽。
  其中,刘文典和金岳霖因为前半生不失真实率性的名士风度,后半生虽有缺憾,但却代表了1949年后两种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所以依旧选入。
  是为序。
  落尘
  2011年5月
阅读民国,不仅仅是在阅读一段历史和文化,更是在回望和追念一种精神。那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远承魏晋之后,以独立姿态演奏出的最后一个华彩乐章。
  《民国的底气》以风骨为准绳,选取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傅斯年等十二位或为人熟知、或为人所少闻的民国教授学者,采用参差忽见的笔法,融会贯通,以小见大,意欲从这十二位教授中投射出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从一件件趣闻佚事入手,来探寻他们的生命体验和终极关怀,力图描摹出那个剧烈动荡变革年代中,文化和人生辗转零落的吉光片羽。
辜鸿铭:“菊残犹有傲霜枝”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鸿铭。毛姆的朋友给辜写了一封信,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辜的小院,辜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辜鸿铭学贯中西,但却推崇儒家学说,反对新文化,他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清亡后辜鸿铭坚持留长辫,着长袍,有人戏称,“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头上”。一次他因为装扮如乡下人被两青年用英文嘲笑,便留下一张用拉丁文写成的便条,上注英文:“你们若不认识上面写的是哪种文字,可于明天下午到北京大学来请教辜鸿铭。”两人看到纸条,听说这个乡下佬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吓得抱头鼠窜而去。 王国维:一种文化的背影 “凡一种文化,值其衰减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曾经透彻地将人生的事业和学问解析为三种境界的静安先生,终于没有看透自己人生的迷局;曾经轻易地出入于中学与西学、美学文学与史学的一代大家,却如此轻易地跨越了死生的界限……这是时代的创痛,学者的悲歌,亦是曾经的文化转身离去时,留下的一抹悲怆的背影。 黄侃:八部书外皆狗屁 黄侃是章太炎先生的大弟子,号称“章门天王”。他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时,与校方约定“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绰号 “三不来教授”。黄侃嗜酒,喜美色、美食,其门上挂有一小木牌,上面写“坐谈不得超过五分钟”。有一次,两位女学生来借阅杂志,稍事闲谈即准备离去,黄侃说:“女学生不在此限,可以多坐一会儿。”黄侃反对白话文,尊崇儒学,有“八部书外皆狗屁”之言。他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叫‘到哪里去’。”说罢此言,还仰天打三个哈哈,把胡适气得脸都白了。 钱玄同:从不判卷子的教授 钱玄同从不批改学生们的考卷。北京大学为特意刻了一枚“及格”的木质图章;钱玄同收到考卷后,就直接送到教务室,由教务统一盖上“及格”二字。而后来到了燕京大学,校方警告他如果拒绝判卷,就将扣除相应薪金云云,而钱先生立即作书一封,言:“判卷恕不能从命,现将薪金全数奉还。”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曾与刘半农合作演出一场著名的“双簧戏”。因为中年以上的人多固执而专制,钱玄同更说出一句名言:“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当外在的压力消失,个人也跨过激昂渐渐冷静成熟,不惑之年的钱玄同说自己从前种种过激的言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 梅贻琦:寡言君子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梅贻琦的一句名言。他被誉为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当年清华学生驱逐校长的运动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学生们的口号都是“驱逐某某某,拥护梅校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贻琦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梅贻琦主持下的清华和西南联大,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两座高峰,后者更是在国土沦丧、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创造出了 “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的奇迹。梅贻琦一生清廉,死后没有任何遗产。他去世后,人们将他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打开后,里面原来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分毫不爽。 陈寅恪:最是文人不自由 陈寅恪被誉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受聘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时年仅36岁。他终生没有获得过一张大学文凭,但却通晓英、法、德、希腊、拉丁、梵、蒙等22种文字。苏联考古学家发掘出三块突厥文碑石,学者们莫衷一是,不懂不通,请教陈寅恪,才得到准确破译。陈是1948年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中的国宝级人物,但他最终却选择蛰居岭南,晚年在目盲膑足的情况下,口述完成80余万字的《柳如是别传》。陈一生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对于劝说他出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一事,陈寅恪提出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始公布于世。 赵元任:多好玩儿的语言 赵元任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他留学美国,学数学、物理和哲学,最高的成就却在语言学上,而他对女儿说他研究语言学只是因为“好玩儿”。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赵元任给他担任翻译,每到一地,赵元任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陪同罗素前往湖南长沙的途中,他就学会了湖南话。讲演完毕,一个学生跑来问赵元任:“赵先生是湖南哪一县人?”美国的语言学者有句话:“Chao can never be wrong”(赵从来不会错)。赵元任创作并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歌曲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经典歌曲。许多人说赵元任“惧内”,对此他幽默地回答说:“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他还有一句妙语:对于学术,要怀着“女人对男人的爱”;而对于艺术,要具有“男人对女人的爱”。 吴宓:他生未卜此生休 吴宓留学美国时,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吴推崇孔子,在晚年仍坚持“宁可杀头,也不批孔”,以致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吴宓曾经悲叹:“我所爱之理想事物,均被潮流淘汰以去。”然而他说:“我已下定决心:为中华文化殉难,为中华传统道德殉难。”吴宓一生酷爱《红楼梦》,自称“紫娟”,因为紫娟对林黛玉爱得最纯粹。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校舍对面有一家湖南人开的馆子,名曰“潇湘馆”。吴宓见后大怒,认为唐突了林黛玉,于是跑去挥舞拐杖砸了那家店的碗碟,最后店主将“潇湘馆”改为“潇湘”方才了事。 刘文典:两个半懂庄子的人 刘文典曾放言:“普天下真正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刘文典,半个天下人共分之。”刘性情傲岸放诞,因学潮事面见蒋介石,蒋怒斥他“像个学阀”,刘大声反骂蒋是“新军阀”,被扣押七天后释放。刘文典潜心国学,看不起用白话文写作的人,一日在西南联大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其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这时,刘忽见他平素藐视的学生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什么跑啊!” 金岳霖:半生情缘四月天 金岳霖十几岁时,发现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因为从中得出的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金岳霖爱喝牛奶,冬天订了好多瓶,到了夏天喝不了,就经常邀请邻居来帮忙。一位邻居得知情由后,对他说订牛奶可以随时增减,冬天多订,夏天少订,他大为赞赏说:“你真聪明!”金岳霖充满童趣。在西南联大任教时,闲暇时间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他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然后自己再去买。金岳霖还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秘密——他深深地爱恋着林徽因,大半生逐林而居,却又恪守君子之道,和林徽因、梁思成夫妇俩都是好朋友,以致于连他们夫妻俩吵架常常都要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来仲裁。 叶公超:是真名士自风流 叶公超上课很少早退,却经常迟到,有些学生就从教室两侧溜号,制造不上课的机会,他见怪不怪,还常常自嘲式调侃学生:“我上堂上课来的不慢,你们却走得更快。”叶公超属于“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的男子,有着不少“红粉知己”、“红袖添香”的风流韵事,从政后官至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他放手让部下工作,笑呵呵地公开宣布:“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他是新月派的创始人物,但在鲁迅去世后,却著文高度评价鲁迅在小说史、小说创作和散文上的成就,并特别赞扬鲁迅的文字:“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叶公超“喜画兰,怒画竹,但绘竹的时候总是比画兰的时候多。” 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 傅斯年第一次听胡适讲课,把胡适问得头冒冷汗,但此后他却一直敬重并保护着胡适。胡适说过,“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他常说:‘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意思是说,只有他自己配骂我。”傅斯年去世后,他的老师胡适一连用了十四个“最”来表彰傅斯年,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傅斯年弹劾孔祥熙,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蒋问:“你信任我吗?”傅答:“我绝对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傅斯年晚年的遗愿是“归骨于田横之岛”。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适,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么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上面的文字,出自辜鸿铭的《春秋大义》。提到辜鸿铭的时候,很多人会嗤之以狂儒守旧,但却忘记了他所处时代的惊涛骇浪,使他不得不以狂放偏执的姿态来做悲情而绝望的守护。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这使得辜鸿铭对于国家的软弱和不幸体会得更清楚,对人类的无知和愚昧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对于文明和人类命运所做的终极思考也更深远。在整个世界战火不断,人类互相残杀的大的时代背景下,辜鸿铭选择了不遗余力地发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试图为人类文明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太平洋马来西亚半岛西北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的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于此,积累了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布朗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葡萄牙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在语言上有着特别的天分。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辜鸿铭,将他收为义子。1867年,清同治六年,布朗夫妇计划返回英国,经过辜紫云的同意,把10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辜鸿铭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布朗先生独具慧眼,早就看出辜鸿铭天资不凡,犹如璞玉,加以琢磨,他日必可成材,因此对他的教育可以说是倾尽心血。他对辜鸿铭说:“你可知道,欧洲各国和美国都已变成了野兽。他们仗恃轮船、大炮、火车等现代设备,到处杀人放火,搜刮财物,疯狂掠夺别的国家。最悲惨的要数非洲的黑人,成千上万被抓走,贩往美洲,过着牲口一样的生活,沦为奴隶。美洲的印第安人,很快就被杀得差不多了,而你的祖国——中国,正被放到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操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孩子,如果我有你的天赋,我甘愿做一个学者,拯救人类。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负起富国强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到了英国之后,辜鸿铭在布朗先生的教导下,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弥尔顿的《失乐园》、歌德的《浮士德》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等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的方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同时,布朗先生还亲自教授辜鸿铭数学,又请人教授他物理和化学。在完成这些学习之后,辜鸿铭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学校校长,著名的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卡莱尔对辜鸿铭说:“世界已经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人的行径,社会组织,典章文物,是根本错误的……你是一位中国人,来自于古老的东方,要知道,人类的一线光明,就是中国的民主思想,可叹!据我所知,民主思想,在中国,始终没能实现……现在,是资本主义的时代,大腹便便的富豪控制着这个地球。看来,人们还是有药可救的,至少,世上的许多疾病已经被控制。美国人在林肯统治下,解放了黑奴,那里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世界,一切都似乎向好的方面发展。人类进步的战役在不断胜利,偏见之墙上的缺口越来越大,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的无知必将分崩瓦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通过革命,一定会成功。令人忧虑的倒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代,一旦出现一个抛弃民主思想的领袖,再革命就难了!”
  P2-4
落尘,70年代人,独立译著。目前专注于民国文化的研究与写作。致力于让美好的人物和思想流传。
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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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匿名书友2017-8-25 21:04:47

    《民国的底气》:这本书着重写了十二位大师较完整的人生脉络、学术成就以及可爱性格的点点滴滴。“近代中国翻天覆地,重大历史事件频出,波诡云谲,仅1912年到1919年的短短七年时间,便先后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护国运动、新文化运动、张勋复辟、护法运动和五四运动。当时人的感受和我们今日以旁观者的姿态看待历史截然不同。对我们来说,历史发展的主线已经非常清晰,各种事件也历历在目,而当时身处其中的人们却是正切实经历着中西文化的碰撞、新旧社会的更替,未来还会发生什么,现有的事物又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梅贻琦说:“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肓从是可悲的。”正确判断不易,不盲从更是难。“邹承鲁院士回忆起在西南联大的求学时光时,曾总结两个字:自由。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自由是什么样呀?“张申府,名崧年,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共产党三个主要创始人之一。1948年,因《呼吁和平》一文遭到批判,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文革”中受到冲击。张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向政府进言:“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受、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几年之后知识分子。呜呼哀哉!……

  • 匿名书友2018-4-4 14:35:02

    写了十二个人物,印象最深的是梅贻琦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社会叫大师的很多,好像是余秋雨说过,因为现在大师太多了,他不敢称自己大师。文中每一个人都是真正的大师,国民党其他的好像不行,但办教育应该还是相当不错的,教师的待遇也相当的好。不像现在,教师的待遇校外比校内的好,不但在大学,连小学也一样。芸芸教师只为利往,只能怪现在的教学制度,不再有所谓象牙塔,连清华都有所谓“某某楼”,各种各样的学术丑闻层出不穷,斯文也要国家撑出来的。就像傅斯年所说的,西洋人所凭托的社会,是健全的,所以个人有能力,有机会发展;中国人所凭托的社会只是群众,只是有名无实。所以,个人的能力就无从发展。 这些东西现在的学生了解得太少了,知道的太少了,和以前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又有什么区别。到处都是一些**的影视,没有灵魂的东西让人们越来越空虚,平静的笑脸越来越少。文化有时侯跟动物界的进化应该是不能一样的,不能只进化成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世界。 这本书写的都是一些故事,要了解他们,还是要看看他们的著作才能了解他们的思想。 总体来说,这样的书虽然只是故事的拼凑,但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这样的事,做这样的人。……

  • 匿名书友2018-6-17 5:09:04

    这两年喜欢读文史类的书,尤其关于民国的,也许是受了陈丹青的影响,对民国的文人风度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向往。昨天,收到了当当购买的两本集子,《民国的底气》和《民国的气质》,分别记述了民国文人和才女的行略。 尽管只是粗粗的翻看,仍没有影响我细细体味这份记忆下的思索。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傅斯年、吕碧城、张充和......一个个如雷贯耳的人物依次向我走来。它是平实流动的笔致,如上学时候亲和的女老师娓娓道来,声声入耳,亲切入肤,也让我跟随领略了属于那个年代的风骨与气度。真名士自风流,动荡变革中短短三十余年,那些有性情的知识分子以独立的姿态演绎了一幕幕华彩乐章。这种对往事的回望让我心仪,因为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往事,它承载了体温,带着先哲的智慧,魏晋一般的天真率性,读来自然亲切,如听梵乐一般超凡脱俗。 为什么喜欢民国风骨,另一个原因,就是走到今天这一步,国人几乎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成为了行尸走肉。人没了灵魂怎能生存,民族没了灵魂怎能从精神上强大。蓦然回首,那灵魂的倒影,就浮在那么近的过去。……

  • 匿名书友2015-11-7 12:17:44

    这是一本介于学术和通俗读物之间的图书,或者说,它力图在两者之间打通壁垒,架起一座桥梁。通俗读物往往太缺乏根柢,学术书籍又常常艰深枯燥。既给人轻松愉悦的阅读快感,又能给人以精神上的深度拓展和启迪,这恐怕就是作者的写作企图。   2005年,病榻上的钱学森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问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并说:“回过头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和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也被称为“世纪之问”。   这同样也是许多人心中的困惑。中国人怎么了?中国社会怎么了?六七十年的岁月在历史长河中并不算长久,但在此过程中,我们究竟遗忘和失落了什么?   这本书以严肃而幽默的笔墨带给我们的,正是一次笑与泪中的追问和思索。 民国的人物传记中,这本写的很好,展示了大师们的风骨和才情。我感觉现在的学者缺少独立人格,思想不深刻,人云亦云,不敢提出自己的见解。真应该好好看看前人的思想轨迹。我尤其佩服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和作家,如鲁迅、蔡元培等人。……

  • 匿名书友2018-3-26 23:26:31

    挺喜欢这本书,仿佛可以看到这些人活生生在样子,作者把他们当做人而不是神来写,不回避他们的各种言行,不是那种高大全形象,这种朴实的写法,很喜欢,另外民国是个神奇的时代,西方船坚炮利,所向披靡,使得人们盲目崇拜西方的一切,而传统文化由于清朝的高压统治和对儒家文化极度的扭曲导致失去正常人性,使得人们本能的非常反感传统文化(鲁迅那一拨人真是那个时代的愤青啊),因此人们由于心怀对西方强势的盲目崇拜和对自己传统文化盲目的彻底否定,而自身又身不由己的烙有旧文化的标记,使得很多人那个时候的人们很有意思,有的人企图全面否定中国文化,甚至汉字都废除来救国,有的人企图恢复古时的一切制度来重现明清之前的繁荣(其实即使在明清时代,中国在全世界的经济都是数一数二的),也有人希望中西结合来救国(本人赞同这个观点,即使今天,也应该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汲取西方经验,建立中国式的先进的生产体系和社会制度,而不是全盘西化),值得去了解。……

  • 匿名书友2015-8-4 4:30:16

    民国的文人大师,如同那动荡时代黑夜中的颗颗繁星,闪耀其烁烁光华。他们都传承着中华传统文人的风骨和才华,有学贯中西的辜鸿铭,悲情正直的王国维,狷狂放任的黄侃,激昂直性的钱玄同,寡言多思的梅贻琦,恢宏独立的陈晏恪,天赋多才的赵元任等等一流的大师。他们的轶事风流,就像历史长河中的粒粒明珠,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民国的底气》就是选取了大师中的十二位代表人物,记述他们或已为人所熟悉,或还未为人深知的一段段历史往迹,用白描的手法勾画出个个生动鲜明的形象,呈现了一片民国群星璀璨的天空。对于喜欢民国大师的朋友,本书提供了一个不错的选择,了解那一段大师遍地的历史。

  • 匿名书友2017-8-2 13:14:02

    书中记述了民国学术大师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金岳霖、钱玄同、赵元任、梅贻琦等人的逸闻趣事和精神风骨。 这是一个光彩、灵动的群体:他们天赋异禀、才华**,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孜孜以求,为中华文明增色添彩;他们个性鲜明,精神自由,所言所行出人意表,让人或忍俊不禁或拍案叫绝;他们在民族没落、危难时多能秉持大义,敢于担当,让人心生敬仰。 这本书幽默之处让人笑得不能自已,深情处让人感动流泪,使人顿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情怀。 书中强调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是一副对治当今世情的良药,今昔对比让人感叹、反思良多。本书具有高度的阅读价值和社会价值。

  • 匿名书友2016-2-21 21:23:09

    底气在这里。  2005年,病榻上的钱学森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问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并说:“回过头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和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也被称为“世纪之问”。   这同样也是许多人心中的困惑。中国人怎么了?中国社会怎么了?六七十年的岁月在历史长河中并不算长久,但在此过程中,我们究竟遗忘和失落了什么?   这本书以严肃而幽默的笔墨带给我们的,正是一次笑与泪中的追问和思索。

  • 匿名书友2015-10-7 8:25:22

    陈平原说:“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没有轶事可供传颂,是一大遗憾。因为,几句隽语或一件雅事,其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苦心经营的专门著述。反过来,轶事太多,同样也是一大遗憾。因为大众乐于品味并传播轶事,无暇阅读著作,更不要说努力理解其精神。相对而言,后者或许更可悲。”《民国的底气》在记录轶事趣谈的同时,没有将轶事的“可悲”进行到底,作者用各种趣闻将他们之间的交集勾画出来,并且试图在这种交叉叙述中挖掘更加深刻的民国精神。

  • 匿名书友2018-6-1 9:24:05

    20年前大学时是读过这些大才子大学问家的传记,那时读的是事儿,而这些年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再读这本书,看到的却是魂儿!感谢作者写的这么到位,一边读一边拍案叫绝。 风骨,风骨,文人的风骨哪里去了?真的还是要看赳赳民国…… 其实,作者的点睛之笔还可多些再多些,叙述生平可以少些简练些…… 真希望现在的大学教授们读读这本书,文青愤青们也读读这本书,先增加些底气,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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